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第2/7页）
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文学由恢复而达到一定的复兴。托洛茨基对20年代文学运动的恢复做了一个著名的概括：“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12]我们先撇开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仅就他对20年代苏联文学复活的看法来说，不能不承认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应该说，这个时期是整个苏维埃年代文学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白银时代的老作家跨进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杂志和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学成果：在诗歌方面，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都有脍炙人口而且流传至今的作品，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在20年代中期的两部长诗《列宁》、《好》，一直被作为苏维埃诗歌的经典。另外，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也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应该指出的是，20年代文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诗歌转向散文，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诗歌。作为苏联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包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早年译为《夏伯阳》）、费定的《城与年》、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早年译为《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列昂诺夫的《獾》、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等。苏联文学史上几部光辉的长篇史诗：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基本上或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还有一大批曾遭受压制或镇压的作家的作品，中国读者过去不大熟悉。如：犹太人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1，有的人译为巴贝尔），是20年代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代表作《红色骑兵旅》，描写内战时期布琼尼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故事，是一部刻画骑兵军内在形象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敖德萨故事》，严谨精练，常常使人想起莫泊桑和契诃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884～1937），是一位追求表现主义的作家，是内战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之一。他于1917年写的《岛民》引起很大争论，在1922～1928年之间写的《北方》、《马麦》和《最重要的故事》，严谨和完美的结构，意味深长的细节，曾是新文学写作的典范。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是20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鲍里斯·皮利亚尼克（1894～1938），在1921～1923年写的《荒年》，是一部划时代的长篇小说。对20年代文学有贡献的还有长于歌颂自然的米·普里什文和下面将要提到的普拉东诺夫。
20年代，苏联文学之所以能够比较快的复兴主要是文学还没有达到强制化的思想一律，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在起作用。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进行着有关文学发展的激烈争论，这对文学的恢复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因为，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艺术见解越多姿多彩，文学就越丰富，展现在它面前的前景也就越广阔。文学获得发展的自然源泉，就在于文学的多声。而且，20年代文学的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白银时代的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白银时代的美学思想和流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A.绥拉菲莫维奇那样的老作家以及整个高尔基一派继续坚持新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主流，对一大批新作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些作家继续坚持现代主义，老作家布留索夫和索洛古勃继续忠实于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和库兹明，在诗歌中仍然坚持尽善尽美或“清澈的美”的原则。尤其要提到象征主义大师A.别雷，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象征主义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20年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皮利亚尼克形象复杂、具有韵律风格的不连贯和充满激情的作品中，在亚·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对克里米亚内战中的描述中，在李别金斯基的《一周》革命斗争的场面里，以及后来在阿·维谢奥利《我的祖国》和《血洗的俄国》的松散的场景中，都能看出别雷对这些作家的影响。”[13]即使比较次要的作品也带有别雷的特征。象征主义的散文这个时期曾红极一时。叶·扎米亚京也对20年代的文学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在苏维埃初期通过给彼得格勒的文学班讲授散文技巧、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课，传播雷米佐夫的新现实主义和他自己的表现主义。许多“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组织的成员都以他为师。至于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象征主义的勃洛克以及受其影响的叶赛宁，对20年代诗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在发表诗作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他们仍然影响了许多新作家。
因此，在2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都得到了发展。高尔基的4卷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革新，承认个性具有改造世界的权利，也承认个性拥有对这个世界实行强制的权利，即使以暴力的手段实施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列昂诺夫、费定等的一些长篇小说也属于这种新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在这里应当提到，这种新现实主义为后来的范式主义提供了基础。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把现实主义同范式主义统一起来的作品。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绝对属于范式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传统。
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扎米亚京和皮利亚尼克。扎米亚京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描写了一群把自己的个性在生理上实现了完全同一化的人物。他向读者展现的是：如果社会消灭了个性、个体因素，并将他们变成完全可以互换的“号码”，那么社会将成什么样子。他把大一统国度内人们划一的生活想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按号码分配对象。皮利亚尼克是一个象征主义者，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决定论。他的长篇小说《荒年》用丰富多样的视觉，强调该书所呈现的世界总图景的破碎性，不仅情节失去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组织作用，而且叙述的片断也是万花筒式的，更替似乎毫无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