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第3/7页）
20年代的文艺界还形成一种潮流，或者说暗流，继承果戈理的传统，不正面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而用荒诞、夸张、幻想的手法写作，表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像高尔基的《英雄的故事》、《卡拉莫拉》，卡维林的《爱惹事的人》、《瓦西里岛上的夜晚》，布尔加科夫的《魔障》、《狗心》、《不祥的蛋》，特尼亚诺夫的《腊人》、《基热少尉》，格林的《绳索》、《克雷索洛夫》、《灰汽车》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奥廖莎的长篇小说《羡慕》揭示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塑造人物上的原则性区别。总之，20年代苏联的文学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遗憾的是，20年代文学恢复和复兴的势头没有能维持下去。到了20年代的后期，随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不同派别斗争的胜利，文学发展的机遇也被逐步取消。1926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皮利亚尼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以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写的。作家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个人的强权政治会破坏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自然规律。当局却认为小说影射斯大林，刊登小说的《新世界》杂志被迫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被迫多次检讨和认罪，仍未得到宽恕，30年代终于被镇压。对20年代文学恢复有很大贡献的扎米亚京的遭遇也很悲惨。他在20年代初就因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忧心忡忡，1922年被彼得格勒的契卡人员逮捕，一度被投入牢房。他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能在国内发表，1929年在布拉格出版后，又一次遭到迫害，1937年只得出国。阿赫玛托娃不仅是诗歌方面，而且也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一面旗帜。她的作品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抒情性格。她在其《黄昏》诗集面世以后就被归入俄罗斯第一流诗人之列。但在2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新诗就被停止出版，以前的诗也不再重印。另一位著名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革命后未参加任何政治派别和集团，开始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作，后来逐渐不为新政权所欢迎，结果流离失所，30年代遭镇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革命后由一名军医成长为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长篇小说《白卫军》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布尔加科夫和剧院带来荣誉，也使他们遭受灾难，时而被禁演，时而又开禁。布尔加科夫被扣上一顶十恶不赦的罪人的帽子，他所写的大量戏剧都未得到上演的机会。绝望中的布尔加科夫1930年给斯大林写信，诉说批评他的文章达到298篇之多。后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觅得一项工作，就埋头写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是革命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在20年代中期成为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主编的《文学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起疑心的马卡尔》，受到当局的指责，从此就遭厄运。后来他的很有价值的作品《地槽》、《切文古尔镇》，都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不只是这些因审美观点的不同、作品不被当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压制与打击，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一直对革命饱含热情，不仅为革命写诗、歌唱，而且到通讯社和宣传部门工作，甚至为宣传画作题词、为商业做广告的人，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对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担忧，他在1928、1929年写了讽刺剧《臭虫》和《澡堂》，便得罪了当局。“左派文化阵线（列夫）”被解散，杂志被停刊，已准备好在报刊上刊登的肖像被撤下来，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剧也被停演。马雅可夫斯基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本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1930年4月14日拔枪自尽。
2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团体和小组逐渐遭到打击，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被扼杀。1926年“拉普”发生分裂。1927年，沃龙斯基被逐出文学战场。1930年4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会，“山隘”小组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化身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尤其指责他们所坚持的人道主义，说“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既然高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然就离不开‘人道主义’口号”。[14]在文学批评战线上坚持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正确对待传统的“山隘”受到致命的打击。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15]这段话表明，党又回到革命初期的立场上，重新把大批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作为“异己分子”，而且强调领导一直“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根据这项决议：“拉普”、“伐普”之类无产阶级作家团体被取消，“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16]决定之所以没有宣布取消其他作家团体和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消失或名存实亡了。从此，苏联作家被统一在共产党专门组织的管理下，各个文学团体和组织并存的时代结束了。
斯大林不仅要作家在组织上统一，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统一，在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上统一。经过反复的思考与研究，苏联提出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或者说理论。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对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的、历史的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7]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来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个性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现在，俄罗斯的学者用“норматизм”来表达这种“美学思想”。中国学者有的译为“范式主义”，也有译为“规范主义”。这种“范式主义”在实践中曾严重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