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第4/7页）
作家协会一开始就成为限制作家自由、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1936年2月，老作家玛·沙吉尼扬写信给联共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要求退出“无益”的作协。谢尔巴科夫给高尔基写信，要作协“狠狠地打击她，好让别人不敢再这么做。”[18]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因此谴责沙吉尼扬的“举动与每一个苏维埃集体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尖锐对立，是严重反社会的”。1936年8月25、26日，作协党组召开讨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判决。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会议。由于托洛茨基在20年代初曾发表过文学问题的意见，在作家中有一定影响。这次会议借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义打击了许多所谓的“异己”作家。文学和戏剧评论家皮凯利被定为“匪徒”，把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利万诺夫斯基、格鲁茨卡娅、特罗钦科、塔拉索夫-罗季昂诺夫等作家打成“两面派”和“叛徒”。“山隘”是打击的重点，《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山隘”的实际领导人沃龙斯基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联系的伊万·卡达耶夫就成为这次揭露的重点，还牵涉他和皮利亚尼克的关系。伊万·卡达耶夫被开除党籍。《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新主编叶尔米洛夫也被点名，说他“维护与卡达雷诺夫有联系的已被逮捕的马兹尼”。[19]其他几种文学杂志也没有逃脱指责。《新世界》被指责刊登皮凯利的作品，《十月》被指责刊登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文学报》被指责不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还吹捧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阿戈尔。会上还指责了拉普的领导人阿韦尔巴赫、马卡里耶夫等。会议还揭露作协党委书记马尔钦科同谢列布里亚科娃有联系，变成她的“文学走狗”。接着，还召开了作协主席团会议。安加罗夫在会后的报告中，竟诬指奥廖莎等一批作家被托洛茨基恐怖分子施密特灌醉，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还涉及巴别尔、马雷什金等。[20]后来，又发动揭发与布哈林有联系的作家。整个30年代被枪杀或死在集中营中的作家有诗人H.克留耶夫、奥·曼德尔施塔德、Б.科尔尼洛夫；小说家伊万·卡达耶夫、Б.皮利亚尼克、马雷什金；政论讽刺作家M.克利佐夫；批评家A.沃龙斯基和其他许多文学家。被捕入狱服刑的有H.扎博洛茨基、Л.马尔登诺夫、Я.斯梅里亚科夫、Б.鲁契约夫和其他数十名作家。[21]对作家的镇压造成文学队伍中的告密风，有些人不断向中央机关写告密信、在报刊上发表斥责文章，严重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活动，有些作家虽然没有被抓走，只能沉默，坚持写作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还有战前回国的茨维塔耶娃、克鲁乔内赫等只能把作品藏进抽屉。
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凌辱，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1937年竟有人污蔑他要在顿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乱，经他亲自去莫斯科进行辨明才得解脱。老作家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入场券》，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是写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首肯，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责其“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22]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1939年5月，巴别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诬指“进行恐怖活动”，并于1940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批准上演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库兹涅佐夫向中央报告说：“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23]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24]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25]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