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5/5页）

同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相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境遇要幸运得多。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1941年10月，他参加了卫国战争，曾获得过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担任炮兵上尉。因在通信中同战友交流自己心中的疑虑，他被捕、判刑8年，后来又流放哈萨克斯坦。在服刑期间，他深入思考了国家悲惨命运的根源，后来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创作大型史诗作品的同时，1959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普通农民，战争期间参了军，诚实的打过仗，负伤后还没彻底好，就又返回前线，被俘虏后逃出来，又与成千上万的被包围者一道进了自己的劳改营。小说通过犯人杰尼索维奇一天的劳改营生活，揭露苏联劳改营的暴虐，刻画主人公的内心尊严、勤劳勇敢、有良心、向往自由的品质。一天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篇小说能够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发表，是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通过第一书记的助手请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读了以后坚持发表。这篇小说开拓了斯大林时期历史的又一个主题——劳改营生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文学奇才，他还写了《第一圈》和《癌病房》等著名小说，后来还写了揭露苏联镇压和集中营实情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描写1916到1917年2月俄罗斯历史史诗的《红轮》。

有的学者把苏联文学的“解冻”仅仅看作一种“思潮”，甚或是赫鲁晓夫等导向下的“自由化的思潮”，对于文学“解冻”的作用和意义因而也作了不恰当的估计。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文学“解冻”是斯大林之后苏联作家们通过自己的文字、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给有关领导写信等合法方式自发地批评斯大林时期的文学政策，要求结束对文学的政治高压政策，恢复作家独立自主的创作权。先是少数作家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发表创新的作品，逐渐相当多的作家参加进来。如果把作家们在不同场合的言论集中起来，那就是，要求独立地自由地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和描述社会生活的权利，反对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预，反对通过作家协会对作家进行严厉的行政管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作为政治标准的所谓“根本审美方法”，反对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容许再对作家滥施镇压。这些针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现实的要求，对于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并不过分，对于苏联，也是保证其文学跨越险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斯大林的继承者却害怕文学“解冻”成为“泛滥的洪水”，因而对这一运动不是因势利导，而是采取堵截、控制、有时甚至谴责与反对的态度。而苏联的作家不怕威胁利诱，再接再厉，坚持斗争。因此，文学“解冻”成为一场连续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文学“解冻”代表着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是俄罗斯文学发展规律的反映。虽然，赫鲁晓夫并没有完全放弃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和路线，使文学“解冻”运动反反复复，拖泥带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生过驱逐索尔仁尼琴和审判一些作家的严重事件，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解冻”在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以及在苏联的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第一，文学“解冻”实际上是苏联时期又一次文学的复兴运动。文学“解冻”运动冲击和批判了斯大林的文学政策，对被镇压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解除或放宽了某些禁令，推动了作家自身的解放。国内作家开始思考革命以来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种种苦难，许多作家扭转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开阔了题材，吸纳了多种美学思维和方法。在文学“解冻”时期，苏联文学出现了新的复兴和创作高潮，从而产生了一批美学价值很高的作品。第二，文学“解冻”开了斯大林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最先站出来批评文学领域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要求打破陈旧的规章制度，创作真实反映人民生活、劳动和感情的作品。这些作家的行动受到广大读者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后来，“解冻”也逐渐波及其他思想理论领域。这样，在苏联就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苏联改革。第三，文学“解冻”使俄罗斯文学逐渐又恢复了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随着对斯大林文学路线的清理与批判，国内崭新的作品不断出现，被镇压作家的作品逐渐同读者见面，藏于抽屉的作品逐渐开禁，就使苏联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时期的文学有了新的认识，除了官方原来推崇和传布的作品外，原来还有不少更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存在，苏联文学并非一片灰色。加上侨民文学家作品的“回归”，被人为分割的三支队伍又逐渐汇合成统一的文学阵容。随着同世界沟通与交流的恢复，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又显现出来。在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1965年肖洛霍夫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索尔仁尼琴又得此奖，1987年布罗茨基也获得此奖。虽然，索尔仁尼琴因获此奖而被驱逐出国，布罗茨基也是移居美国后获奖的。但他们都是文学“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其成就应该算进“解冻”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成绩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