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第4/5页）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在政治局讨论意识形态的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快编写一部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党史教科书，必须“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54]为了落实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不同于官方的异己思想进行斗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专门成立负责知识分子工作，以及“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局。[55]在强化国家安全部门权力的同时，政府还积极发挥那些长期延续下来的行政机构的监控职能，扩大保密范围，不断加大书报检查力度。这样一来，使任何新的思想和不同于政府的主张都很难面世。
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56]此后，在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和二十四大上，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被一再重申，甚至还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写入1977年的苏联新宪法之中。在大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为苏共制定了新时期奋斗的主要目标，即在苏联建立“无阶级社会或称不分阶级”的社会。
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体制日趋僵化，官僚主义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风气愈演愈烈。1977年勃列日涅夫打破党政职位不得一人担任的规定，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根据新宪法增加的条款，他又成为当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人兼任三个职务，独揽了党、政、军大权。同时，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逐渐导致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尤其是高级干部表现最为明显。中央委员重新当选率不断升高，“二十三大——79.4%；二十四大——76.5%；二十五大——83.4%；二十六大——89%”。[57]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除了与勃列日涅夫有矛盾的人之外，基本上是连选连任。伴随着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泛滥，苏联开始出现老人政治现象。“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52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58]老龄化干部固守原来的观念和作风，安于现状，对时代和社会发展视而不见，无论思想上还是工作上都已失去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社会死气沉沉，许多正常工作很难有效开展。
领导体制僵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个人崇拜再度复兴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尚能坚持集体领导，国家内政和外交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勃列日涅夫个人地位的进一步稳固，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体制弊病再度升温。[59]1976年底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时，颂扬总书记的宣传高潮迭起，《真理报》连续开辟7天专栏，专门刊登吹捧勃列日涅夫的文章。二十六大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竟然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改革一度冲击的干部特权现象重又死灰复燃，而且发展速度之快，特权阶层呈现稳定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甚至在共和国、州、区也形成了自己的小特权阶层。西方学者估计特权阶层人数大约为25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千分之一。[6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最近的估计为50万～70万人。[61]特权阶层享有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等。这一方面使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愈来愈脱离人民群众，与社会其他阶层鸿沟不断加深，形成一个尽情地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高高在上的社会集团。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贪污腐化，反对任何动摇现存体制的变革。另一方面成为领导人控制党政干部，保持集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因为失去职位就意味着失去特权。特权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疏远了党群关系，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人们极度不相信党和政府，对党所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失去信心，他们的工作热情普遍消退，“到处都弥漫着虚无主义。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我国过去的历史传统不感兴趣，冷漠和玩世不恭，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下批评政府”。[62]
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远不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描述的那样美好和完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脱离了当时苏联社会实际状况，而且相去甚远。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稳定表象的背后是特权横行，僵化教条的官僚统治；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连年大幅下滑，科学技术同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而苏共中央却视而不见，用一种鼓舞人们向往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来掩饰因停滞而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弊病和危机，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如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这种宗教性质的信仰激发了人们最初的热情和感情的高潮，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幸福对许多人来说仍像以前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与现实发生了冲突。结果就重演了大家都熟悉的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幕：神职人员和牧师表面上仍留在教堂里，但其内心已放弃信仰”。[63]正是这种理论与实际、现实生活与期待的巨大反差和脱节，导致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一部分不满者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五）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方面的背景，西方的影响和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促使某些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较之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受到苏联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切为了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僵化的政治体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苏联人民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度集权和一党专制统治模式很难为主人们提供民主表达的渠道和途径，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并非像苏联各种传媒所报道的那样，到处都是“贫民区，游行示威，与警察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