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第2/5页)

总的来看,持不同政见者是斯大林以后苏联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些在苏联社会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陷入了与父辈的心理和理想的抵触之中,“政治评价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完全是被忽略的,而提到第一位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使命。”[36]以“俄罗斯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同政见纲领的索尔仁尼琴,其身上处处充斥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而自命为“苏联知识分子良心”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样也不例外。他更是把道德准则和精神自由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赫鲁晓夫曾经把反对他进行氢弹试验的萨哈罗夫称为“道德的水晶”,“他是我们科学家之中的圣人”。[37]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者时以下的话是非常典型的:“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不!”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一部分最活跃和最具进步思想的苏联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沙皇俄国时期旧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分子崇拜的,至今无限信仰的东西完结了,丧失殆尽了。在革命后形成的新形势下,知识分子不能够保存自己作为社会的真正民主力量,不能够深刻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为自由而采取什么斗争方法和手段。”[38]

(二)斯大林时代的遗产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几代俄罗斯革命者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人民摆脱了沙皇和地主的奴役,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到:‘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39]而1972年作者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满怀着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理想憧憬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会出现这种巨大转折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呢?这无疑同斯大林把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压制民主,大搞个人崇拜等专制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战胜了对手成为胜利者,同时也成为列宁主义唯一的解释者,“真理”的代言人。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在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对政治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以及具有不同思想,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行为的人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清洗。接连不断的迫害和镇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于一提到斯大林,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1937年,是目无法纪的政治迫害,成千上百万人的死亡,人人感到畏惧甚至恐怖的社会。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40]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然而,伴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统治措施的日益强化,人的本性被严重扭曲,民主自由发生异化,出现了哲人别尔嘉耶夫在世纪初担心的情况。“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的抽象的民主制,轻易地就走到了敌视人的精神、敌视个性的精神本性的地步,而另一种精神、人类的真正精神、个性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应该断然与抽象——形式的民主制的精神相对立”。[41]成为国家主人后的苏维埃人民,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后,社会意识形态中漠不关心、因循守旧和教条僵化心理越来越占了上风。政府为了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的巨大告密网,更使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演变为一种自然状态。当许多人希望用纯洁的手段建设纯洁而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个人自由、公民社会的幼芽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都被集权国家连根铲除。结果陷入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我们为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越高,向未来跃进的计划定得越紧,要求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社会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么,对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么牵引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驳船前进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42]为了满足追求那个整齐划一的神秘目标,许许多多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都被用作无谓的牺牲,到头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目标对大多数人仍是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促使一些不安现状的人开始思索和探求。

斯大林一上台很快就开始了造神运动,在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的名字事实上已变成国家、人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同义词,仿佛全国的一切成就都与他的关怀和指导密不可分。他要人们相信“我们是特别的人民,是特别的国家,我们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为的是把童话变为现实”。[43]而他正是作为万能的全才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斯大林不仅自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百忙之中还不忘亲自审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一本明显伪造历史的书,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斯大林多次指出:对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不够导致“把一部分知识分子教坏了,被外国间谍机关所收罗……我们首先要把这本书献给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深造”。[44]

从上述文字可以发现,“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身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