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和组织采用独特的“萨米兹达特”（самиздат）和“塔米兹达特”（тамиздат）的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交流和分享信息。中国学者将самиздат翻译为“私下出版物”或“独立出版物”；тамиздат译为那边出版物。私下出版物一般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些个人和组织编辑印刷的定期的和不定期刊物、文集，同时包括那些政府不允许出版或者不能出版，却在私下里互相传抄和复印，并广为传播的各种文章、手稿、打印稿等。那边出版物是指苏联公民及其一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个人或者组织把自己的作品和刊物在国外出版，而后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回苏联国内私下传播，这种形式的出版物严格上说不能称作私下出版物，因为它在国外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只不过是苏联出版审查机构不允许它在苏联发行。私下出版物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和组织的各种公开信、纲领，主张和思想以及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法庭审判记录、判决书、精神病院等情况都在上面有所记载，它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同苏联党和国家斗争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私下出版物的话，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文字是后者的唯一武器”。[102]私下出版物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政府高度垄断信息传播工具的局面，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个派别和社会思潮宣传自己的思想，发动社会各界参加和声援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以及传播民主、自由、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文化的宝库。
（一）私下出版物的由来及概况
在俄罗斯历史上一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书报检查导致被禁止的出版物总是以私下印刷的小册子形式到处传播。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私下出版物”成为苏联社会自我意识表现的一种独特的现象。
私下出版物是从翻印和复制买不到或被禁止的诗集开始的。语言简洁而寓意含蓄深刻的诗歌承担起了思想解放，冲破党和政府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初期任务，因为传播私下出版物而被政府最早判刑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风又回来了》中回忆道：“那是个难忘的岁月，整个莫斯科的各个机构中，打印机的运转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有谁为自己和朋友印制了一些东西，那一定是诗，诗，还是诗。年轻人的圈子产生了，而他们的秘密口令是源自于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古米列夫的诗句。”[103]初期的私下出版物并不仅仅局限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而是涉及所有不能出版的东西，包括以往和当今的一切作品。
60年代中期，私下出版物逐渐成熟了，并且开始政治化。1964年罗·麦德维杰夫开始定期发行一种被西方称之为《政治日记》的私下刊物。1965年因为在国外出版著作而被克格勃逮捕，随后又被政府重判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发生后，在苏联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与政府斗争的主要工具——私下出版物开始了它的蓬勃发展时期。新的私下出版物不断涌现，大量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的回忆录、签名人数众多的抗议信件、请愿书、声明、批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处理方法的文章，以及法庭审判的各种法律文件和被告人的辩护词在私下出版物上广为传播。政府为了遏止这种危险的局面，加大了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私下出版物的打击力度，对编辑并在苏联国内外出版发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诉讼材料《白皮书》的А.金兹伯格和加兰斯科夫等人再一次判刑。这样，每一次审判后都会有人在苏联和西方出版审判诉讼材料集，每一次这样的出版又会招致政府的压制和审判。从而，导致私下出版物愈来愈多，政治性质也越来越浓厚。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政府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逐渐深入发展，以及各种维护权利组织的出现，私下出版物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种刊载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和政府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信息、通报形式的定期刊物开始大量涌现，像《时事纪事》、《自由思想》、《乌克兰通报》、《移居》、《立陶宛天主教纪事》等等，而且私下出版物也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集中营迫害，公开信和请愿书，各种被禁文学作品以及回忆录等题材嬗变为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内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个派别的纲领开始在其上面广泛流传。
此外，大批在国外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和政府不允许流入苏联的外国作者的书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苏联，被翻印或者以手稿的形式在暗中流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1970年12月21日就“私下出版物”问题他给苏共中央发了一个绝密报告，其中说道：“对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物’进行分析表明，‘私下出版物’的内容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一些思想上有问题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至今这一段时期内已出现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议论，提出了各种不同于苏共政策的行动纲领。……在许多主张苏联社会‘民主化’的方案中都提出要‘限制或消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在国内建立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反对党’。”[104]
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民族和宗教的私下出版物，像《土地》、《莫斯科文集》等刊物，同时鞑靼人争取回归故乡的材料，乌克兰、亚美尼亚维护民族权利和爱沙尼亚宗教徒的内容也不断地出现在私下出版物上。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通报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和要求维护权利的内容一度成为私下出版物关注的中心。此外，7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积极分子流亡国外，一些私下出版物开始在国外印刷，而后偷运回苏联传播。
总之，私下出版物出现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初期它同文学解冻思潮密切相关，后来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宣传自己主张和反对政府镇压他们的舆论工具，在国家严格控制一切信息传播途径的苏联，提倡用和平手段维护民主、言论自由、多元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也只能依靠这种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手段，去追求自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