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第3/4页）

从上述文字来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通过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垄断了信息传播的所有渠道，持不同政见者要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得采取特殊的手段。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研究者А.萨维利耶夫指出的那样：“他们发明了两种出版和发行私下出版物的方法。一种是把作者和出版者合二为一：手稿。自己打印出来，然后通过熟人散发出去，如果读者感兴趣，就大量复制。另一种就是通过外国记者和旅行者把作品带出国外出版，变成那边出版物，在苏联私下传播。”^[117]

（三）苏联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

私下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冲击着苏联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严格审查出版物的体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论性的文章以及各种政治主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后，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中后，对苏联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绝密报告中不无忧虑地谈到：“在创作和散布‘私下出版物’的基础上，志同道合者正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联合起来，明显地看出建立类似反对党的组织的企图。大约在1968年末至1969年初，由一些具有反对党思想的人员组成了一个名为‘民主运动’的政治核心，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核心具有反对党的三个特征，即‘有领导人、积极分子并依靠人数可观的同情者；不采用明确的组织形式，为自己提出明确的目标并选择明确的策略；争取合法地位’。”^[118]

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度重视安德罗波夫的报告，责成政治局几位负责人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并制定出具体措施。此后，政府要求克格勃利用“以文学形式，或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散布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谣言”^{[119]的刑法第190条，加大对私下出版物取缔和打击的力度。“1971年初，一个内部信息传到维护权利运动人士耳中，苏共中央下达了专门指示，命令结束《时事纪事》和其他私下出版物在苏联和国外传播的状况。1月14日克格勃在莫斯科进行了八次大搜查，其中包括对莫斯科维权运动主要人物亚基尔和其女儿伊莉娜·亚基尔寓所的搜查。尽管这些搜查的借口是各种各样的，但实际上是为了出版第二十四期《时事纪事》的问题。这一搜查行动还在维尔纽斯、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同时进行……全部的搜查、拘捕和审讯目的都很明确，详细询问私下出版物第二十四期《时事纪事》制作和传播的情况。”[120]克格勃还千方百计提高侦察和破获各种私下出版物印刷和流传的手段，甚至用特殊的材料喷洒在查获的私下出版物上，通过线人散发出去，而后利用无线电技术跟踪查获其流传渠道。}

与此同时，书报审查机构与克格勃一起，加强了对寄往国外邮件以及出国回国人员的检查，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与外国人的一切交往，力图截断各种手稿与文件流往国外和那边出版物流入苏联国内的渠道。西尼亚夫斯基不无讽刺地指出：“最好到海关去考察俄罗斯文学的新高涨。他们寻找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手稿……在进口的东西方面，他们寻找最多最好的又是什么呢？是书籍。是用俄语印刷的书籍，亦即出口转内销的俄罗斯文学。”^[121]

阻止私下出版物在国外出版后变成那边出版物流回苏联的做法，使苏联加入世界著作权公约的谈判陷入绝境，为了实现它的功能，1973年苏联更改了关于著作权的法律条文，并建立了全苏著作权代理处。代理处名义上是保护苏联作者的权益，但“它的实质是要求在国外出版书籍必须经过这个机构，从而确立党和国家对那边出版物的控制。按照代理处成立的附加决议，著作权的交易将包括文艺作品的手稿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文献。”^{[122]克格勃不仅限制“那边出版物”和报纸向苏联的渗透，而且对广播节目的有关内容也进行干扰，千方百计杜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渗透。}

此外，对违反政府规定，私自在国内外制作、传播和出版私下出版物者政府则严惩不贷，逮捕审判了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加兰斯科夫、金兹伯格、拉什科娃、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等人。“从70年代开始，克格勃解决私下出版物的办法更倾向于将这些积极分子赶出国外，从而克服国内不好控制他们的压力。1972年布罗茨基和西尼亚夫斯基流亡国外，1973年马克西莫夫离开了苏联，1974年驱逐了索尔仁尼琴……”^{[123]这一行列的排名还在不断增加，以至于在西方形成了俄罗斯亚文化这一奇特的现象。}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主要是限制、堵截、打击，对制作者和出版人则是搜查、审讯、判刑，最后强迫其移居国外。当局并没有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

（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现象分析

总的来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今天仅“纪念碑”机构一家收集到的就有6000多册^{[124]，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数字。被迫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耶娃曾经对这种状况进行研究，她指出因在国外出版书籍就被政府审判，驱逐到国外，这对俄罗斯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政府本来应该积极支持知识分子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扩大俄罗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她认为“国外出版的作品是现代俄罗斯图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优秀的部分，但政府却千方百计阻碍它的出版和发行”。[125]为什么会在十月革命胜利50年后的苏联，并且是以追求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所有向往和平、民主、发展和进步的人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已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为泡影，而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绝对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反常的例外，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