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党和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措施(第4/4页)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就开始了对索尔仁尼琴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批评。1969年因为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癌病房》[147]和《第一圈》[148],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开除了索尔仁尼琴的会员资格。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此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索尔仁尼琴问题,但都没有作出明确结论。1973年秋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列宁格勒搜查到《古拉格群岛》[149]一书的大批手稿,当时国外报纸也不断报道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将要在国外出版的情况。同时,索尔仁尼琴则频繁会见西方记者,介绍《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内容。

1974年2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驱逐索尔仁尼琴的建议,12月1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宣布“由于索尔仁尼琴系统地从事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已经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造成危害,根据1938年8月19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籍法》第7条规定,兹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150]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总的来说,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是一贯的,那就是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千方百计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进行思想斗争,即采取各种措施去压制和打击这些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人,包括政治上施加各种压力、监督劳动、逮捕审判、关押判刑,甚至不惜采取精神病疗法和驱逐出境的方法来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前期政府更倾向于公开镇压,1956~1980年因为从事反苏宣传与散布“攻击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故意造谣诽谤罪行”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可以看出这一趋势。“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1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151]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来,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