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最初内涵与实践（第3/4页）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专门就公开性问题做出决议，决议“把公开性视为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力、自由和职责的必要条件。所有领域里的公开性是继续深化改革及其不可逆转过程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决议指出：“必须取消使用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生态环境等统计信息的不合理限制，建立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搜集、处理和传布体系，保证各类图书馆开放，用立法方式整顿档案资料的利用。”“制止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以及刊登有损公民名誉和人格的非客观报道文章都是不允许的。公开性要求大众信息媒体担负起社会、法律和道德责任”。“不容许利用公开性损害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个人权利；不容许宣传战争和暴力，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和宗教偏执性，以及宣传残暴行为，传布淫秽作品，不容许利用公开性行骗”。[32]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关于公开性的初衷和实行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作为一个人民国家，民众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是，苏联没有在相应的法律建设上下功夫，苏联人也缺乏法律意识，公开性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改革、提高全民共识的作用，正如沃尔科戈诺夫所说：“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这一进程后来的发展并不是由他的决议所决定的。事实上公开性从内部破坏了建立在阶级谎言基础上的体制。”[33]公开性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此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公开性和具备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党制下搞政治多元化。”[34]
（四）重新认识苏联与世界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想改变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为苏联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调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只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戈尔巴乔夫认为，“人类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尤其是继续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太空，势必加快核武器积存和改进的速度，而这种速度本来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势会变得不以政治家们为转移。局势将为偶然性所左右。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35]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要求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问题，过去，革命往往与战争相联系，但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因此，苏共二十七大的新党纲删掉了“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与此相联系，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外交的核心定为：“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36]
由于对现代战争看法的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不再牺牲别国的安全，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足够的原则。“新的政治思维同样不容违背地决定了军事思想的性质。军事思想应该是严格的防御性的。……我们时代普遍安全的基础，就是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别人并对自己的社会持客观的、自我批评的观点。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37]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不能通过武力战胜资本主义，核时代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无异于自杀，保障苏联安全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因此，苏联不再追求军事优势，而是争取“低水平的战略平衡”，“足够的防御”，“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38]戈尔巴乔夫的安全理论放弃了苏联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有积极的意义，其实际内容是苏联放弃了东欧这一势力范围，以换取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和对峙。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下，苏联单方面退却，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当苏联从传统控制区撤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去填补真空时，苏联将怎么办？这是不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
第二，在关于时代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提出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核时代“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他提出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指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资本主义不仅由于上次战争的教训，而且由于害怕自己在已成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面前被削弱，不愿意使内部矛盾发展到极限。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为相互间的技术竞赛，利用新殖民主义来‘缓和一下’。世界发生了某种新的‘和平’的重新划分——是根据列宁揭示的那种规划，即按‘资本’来划分，谁更富有，谁在此时更强大，谁就拥有更多的份额。在一些国家，借口‘苏联的威胁’，把资金转给军界工业界集团，以此来‘消除’经济中的紧张状况。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也有助于调解矛盾、平衡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许多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是在军费最低的条件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