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最初内涵与实践（第4/4页）

戈尔巴乔夫承认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使苏联人民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劳动”，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绝对遵循的政治方针”。“党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为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如果说到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如果以整个国际关系而论，安全只能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苏共二十七大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提出了“加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将苏联的战略目标变为谋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于国内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40]

第三，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承认世界是一个整体。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新的对外政策构想的出发点是：尽管组成现实世界的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然而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依附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整体。戈尔巴乔夫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戈尔巴乔夫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指出：“谁也不能抹煞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的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还看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实，是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对于文明社会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对自然界的保护，是环境、空间和海洋的危急状态，是我们星球并非无限的传统资源。这里说的是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可怕的疾病，是人类共同焦虑的问题，即如何消灭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建立有效的、以平等为原则的国际秩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这些全人类的财富”。^[41]

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两种社会制度完全对立的观点，提出在核武器出现使人类社会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联系扩大、相互依赖加深、全球问题突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好比山坡上结队登山的运动员，谁也离不开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世界是统一的，但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地接受苏联加入与它们竞争的行列，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抱有过分的幻想。

第四，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他提出“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42]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是国际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国家关系不同于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这也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对外政策的主要教训。但是，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在国家交往中不起作用，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方面，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利益，对资本主义毫不设防，也是片面的，并不能真正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与此相联系，苏联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现象，强调和平共处原则不仅用于处理制度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也用于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等于承认了曾被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外交的目标开始转为致力于为苏联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苏联放弃了冷战政策，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再干涉东欧事务，为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提供了方便的外部条件，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为苏联国内的改革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消除了与世界各大国的敌对，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条件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