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中央对民族冲突事件处置不当（第2/6页）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在苏姆盖特实行宵禁，戈尔巴乔夫强调不能开枪，以防伤到群众。但没有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做出决议，只是要求把近三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信件整理成专辑。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在民族事务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它超过了一切，这是基础，是运用改革和民主化阶段可以解决尖锐问题的基础。很明显，我们就应该这样安排工作，现在就立即结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事件，分析其中的原因等等，仔细讨论。如果中央必须通过一项关于卡拉巴赫的决议，那也要等到共和国自己就其社会经济问题请求我们出面时再做。”^{[41]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归属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并没有做出裁决，戈尔巴乔夫还幻想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能达成协议，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苏共中央更换了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亚美尼亚，阿鲁秋尼扬取代了杰米尔强，在阿塞拜疆，韦济罗夫取代了巴吉罗夫，但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渗透到共和国的各级党组织中，对共和国的党政领导形成了压力，听命于莫斯科对他们不利。}

1988年6月14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同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6月17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重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仍旧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表明，这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不仅不阻止民族冲突，而且亲自参加和积极支持本国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倾向在其他地方也在发展，“越来越明显的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得到党机关的支持。在苏联解体前，早在别洛韦日协定之前，党就开始依照民族原则解体”。^[42]

苏共中央的政策是不能变更疆界，担心由此引发连锁反应，戈尔巴乔夫强调暴力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为了避免冲突演变成武装对抗，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决定自1988年7月26日起，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实行中央直接治理，并任命阿尔卡季·沃尔斯基为自己派驻斯捷潘纳科特的“全权代表”。1989年11月，沃尔斯基结束毫无成效的使命返回莫斯科，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失败。

1989年底巴库局势又激化，阿塞拜疆的人民阵线十分活跃，1990年1月13～15日，一股反亚美尼亚和反俄罗斯的屠杀洪流在巴库出现，有数十人被殴致死，大批亚美尼亚人开始逃亡，“整个共和国到处都是暴行。有18个区的政权机构被捣毁，在与伊朗接壤的200公里长的边境线上，边防设施被毁坏”。^{[43]1月15日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讨论巴库的问题，但没有就此问题做出决议，会议决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其他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巴库的局势继续恶化，许多非阿塞拜疆族人开始逃亡，18日晚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宣布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市内筑起了街垒，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已不能控制局势，1月19日，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书》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从20日零时起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1991年8月）。1月19日深夜军队开进巴库，与人民阵线的战斗队发生冲突，83人死亡，其中有14名军人及家属。[44]}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没有得到及时制止，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逐渐发展壮大，掀起了民族仇恨浪潮，据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说：“在1988年，将近200万人口的巴库居住着20余万亚美尼亚人。这是继埃里温之后亚美尼亚居民人数最多的城市。冲突爆发之前，阿塞拜疆居住着大约50万亚美尼亚人。这是亚美尼亚境外该民族与其他民族混居人数最多的地方。可现在只有几千人继续住在巴库，主要是与民族通婚的妇女。”^[45]

（二）第比利斯事件无人负责

格鲁吉亚民族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民族特征保持得最完整的民族，这个外高加索民族有着热爱自由的传统，富于反抗精神，“格鲁吉亚族只要觉察到稍有损害它的民族特征，它就最公开、最猛烈地进行反抗”。^{[46]在苏联成立时，他们曾激烈地反对过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反对过苏联的民族一体化政策。在民主改革的气氛下，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发展迅速，1987年末开始成立了各种团体和组织，如“伊里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圣伊利亚真理会”、“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等，还成立了以尚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他们宣传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提出了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口号，领导人物有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1988年11月第比利斯局势趋于紧张，反对派在政府大楼前举行几千人的集会，要求独立。在第比利斯市检察长和戈尔巴乔夫发出呼吁后局势稳定下来，到11月末停止了集会。这次事件暴露出很多问题，正如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所说：“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47]}

据雷日科夫所言，格鲁吉亚后来局势的恶化与谢瓦尔德纳泽有关，在谢瓦尔德纳泽被戈尔巴乔夫调到中央后，帕斯季阿什维里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他在格鲁吉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牵涉一些曾与谢瓦尔德纳泽共事的高官，如格鲁吉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格鲁吉亚总检察长和库塔伊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自杀，他们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和重用的干部，案子已经牵连到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曾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会晤，具体谈了什么不清楚，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斯季阿什维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48]

1989年4月第比利斯事件的导火线是“阿布哈兹问题”，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后，他们对非格鲁吉亚族进行攻击，1989年3月18日，有阿布哈兹州委成员参加的群众集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把阿布哈兹升格为加盟共和国，阿布哈兹的第一书记在决议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