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中央对民族冲突事件处置不当（第4/6页）

悲剧事件发生在4月9日凌晨，根据帕斯季阿什维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凌晨4时，“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楼旁广场上参加集会的群众。按照权威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动用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小分队的力量”。“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部队的小分队并没有使用枪炮和冷兵器，他们严格遵守关于小心对待妇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极端派分子使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疯狂反击，在此情况下前几排的集会参加者不停地向前逼近，于是人群失去控制，朝着已宣布绝食躺在人行道上的青年人冲去。此外，人群中还有不少挑衅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拥挤中有16人丧生（13个年轻妇女和3个男人），1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有22人是军人（13人被送入医院）。对受伤者给予了急救”。^{[58]但是，1989年12月9日苏联人代会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表明，在用“暴力驱赶”集会参加者时，曾使用了橡胶棒、“特殊物质”——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质、步兵小铁铲以及有一次（根据法医鉴定）还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会者随着反抗力越来越增加，为反对“驱逐暴力”他们也使用了顺手的工具。[59]“事件的许多参加者：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都不同情况、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悲惨的结局是16个集会参加者当场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医院中，军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都未见死亡。准确确定游行者和军人及警察局工作人员的受伤人数遇到一定困难。但与此同时，委员会掌握足够的材料从整体上来判断4月9日事件中造成的医疗后果。根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部的材料，在驱逐行动进行时和行动之后几小时内，前来第比利斯医院就医者共有251人，其中183人住院治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需要急救的人数呈波浪形上升（4月13日、21日、27日和5月5日）。总的来说，从4月9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到各医疗部门就诊的人数总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疗的有近500人。到目前为止，登记防治和治疗中的人数有将近1000人”。[60]但是，雷日科夫不同意这个报告，他认为当时使用的“稠李树”和“K-51”属于警用瓦斯，并不是毒气，内务部有权使用这些特殊制剂对付犯罪分子，在这一事件中有251人就医，其中183人住院。在这些事件中有189名军人受伤。16人死在事件现场，3人死在医院。[61]}

从格鲁吉亚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如此多的人参加的这种非法群众集会，肯定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味迷信用暴力手段解决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在处理这一事件中也暴露出苏联体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政府还是党中央应该承担职责不清，雷日科夫抱怨身为部长会议主席，完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第比利斯事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运用武装力量解决社会群体性事件并造成伤亡遭到一致谴责，对此，领导人之间相互指责和推诿，无人承担责任，矛头指向了军队。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谈到第比利斯事件时说：“那里的非正式团体从1989年4月4日起在政府大厦前连日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打出的口号是‘格鲁吉亚要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4月7日他们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的苏共中央的会议上（叶·库·利加乔夫、维·米·切布里科夫以及其他人员参加）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62]

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利加乔夫应该为这一悲剧负主要责任，利加乔夫则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调节冲突，应该对此负责，戈尔巴乔夫并非不知情，他同意了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认为书记处也没有决定使用武力。他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亚佐夫擅自决定的，是他赞同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采取行动。^{[63]雷日科夫认为党中央采取了不一致的立场，诿过于人，“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64]}

政府和军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损害，军界领导人认为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的责任转嫁到军队身上。在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戈尔巴乔夫没有勇气出来承担责任，博尔金曾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即使人们认为您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仍然会影响您的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形象。可能是下属使您不明真相。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您会使无辜的士兵免受攻击并保卫军队。”^{[65]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承担责任，军人自然对他不满。}

第比利斯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并没有受到处罚，在苏联人代会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承认：“政府大楼前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采列捷利、加姆萨胡尔季阿、昌图里亚和非正式组织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人在集会过程中破坏了各种社会秩序，号召群众不执行政府当局的合理要求，这样，也就没有试图阻止事件的悲惨结局发生。”^{[66]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联盟方面，都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惩处，他们后来成为促使格鲁吉亚独立的重要力量。在第比利斯事件后，有一封由60人签名的信送交苏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从去年秋天起该市居民，其中包括我们——军官、超期服役的准尉、工人和职员、外高加索军区军人家属都是煽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亲眼目睹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存在70年的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境内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能够任意活动，不受惩罚，公然号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迫害共产党员，把外国军队引入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加盟共和国政府不是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制止类似行动，而是去巴结一些青年大学生和一些知识界的小团体。我们认为，还是这种立场导致了悲惨的第比利斯四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