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易帝王掌中轻中晚唐的宦官乱政

唐文宗李昂即位之初，“励精求治，去奢从俭”，颇有振作之风。他诏令放出多余宫女，纵出五坊蓄养的鹰犬玩物，裁减冗官，一反唐敬宗贪玩不视朝的恶习，天天临朝听政，很有英主之风。

但是，文宗治下的唐朝，实际是一团乱摊子。外面环伺的藩镇不讲，京城之内，就有两大祸结：一为乱政的宦官，二为内哄的党争。

从唐玄宗始，宦官阶位骤显，人数膨胀。尤其是从高力士开始，皇帝赖之而安寝，宰相因之而得位，“肃宗在春宫（太子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而且，勇力强悍的巨宦杨思勗竟也多次率兵出征，广立功勋，封为虢国公，进位骠骑大将军。由此，唐朝的太监掌军已显端倪，但当时他们并未真正在中央政府有把握兵权的迹象。安史之乱以后，玄宗逃窜蜀地，肃宗得以在灵武继位，宦官李辅国有“襄赞”大功，地位贵显，手中掌管唐廷一切兵符与军号，统驭禁卫军。代宗继位后，竟称这个没老二的公公为“尚父”。日后，于代宗有拥立之功的程元程逐渐取代李辅国位置，基本在内廷是个“九千五百岁”――御林军全是他的部属。而后，大太监鱼朝恩更是权倾一时，竟有“处置”京城以外重大军事活动的全权，虽然名号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是奉天钦差，兵马大元师，对于郭子仪、来瑱这样的方面重将，想废就废，想杀就杀。特别是唐德宗遭遇泾原军兵变后，曾为节度使的朱泚称帝，皇帝再也不敢信任大臣重将，把中央直系军队神策军和禁卫军完全交由宦官指挥，并且不断予以“制度化”，一直延续到唐亡。

唐朝皇帝的思维模式其实很简单：宦官毕竟是家奴，没生殖能力，没有子孙，再怎么样也要狗仗人势，依赖皇帝才能生存，不会夺国篡位。

事情总是发展的。宦官之害，简直磬竹难书。他们不仅掌握京城皇官的禁卫军军权，宦官们还被派至各处节度使那里以充“监军使”，各地节度使在名义上都处于这些“政委”的控制下。当然，在那些真正拥众割地一方的藩镇，太监监军只是充样子，他们本人也很老实，收收礼，纳纳贿，吃吃喝喝，和当地节度使一般挺热乎。他们深知，这些土皇帝连皇帝都不买帐，自己太骄横说不定就要吃刀子。但在直接受唐廷管辖的方镇或诸道军中，宦官可就牛逼大了。如果主将打胜仗，监军使们往往驰送捷报，揽军功为已有；如果出战失利，监军们又会立即打小报告，历数主将的“罪恶过失”。所以，宦官在军中是有百害无一利。唐宪宗时两次大捷，高崇文擒刘辟以及李愬擒吴元济，恰恰是没让太监监军，才最终能取得重大胜利。

唐朝时，还特别“创造性”地委任宦官为枢密使和宣徽使，这样，太监不仅内外有兵权，又在中央政府中掌有草诏宣制的权力，北司（宦官衙署）成为与宰相（又称南司、南衙）争权的重大政治力量。至此，兵政大权，宦官皆牢牢掌握，他们不仅能“口含王宪”吓唬人，而且完全能诏由已出，甚至对于皇帝也是随心所欲，想立就立，想废就废，想杀就杀，宪宗、敬宗、文宗最终皆死于太监之手，而且，肃宗之后，唐朝几乎所有皇帝的继位均由太监拥立（只有哀帝是唯一的例外，不过没多久唐朝也亡了）。出乎先前唐帝“设计”意料之外，宦官虽自己不能当皇帝，但可以废杀皇帝，作王朝真正的主人。而且，这些被阉割的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往往变态、残暴、贪财，不仅在京城强买强卖，恣意取索，在外面也广占良田、巧取豪夺。白居易《卖炭翁》和《重赋诗》两首诗，对于宦官横暴的“宫市”以及重赋之下的贫苦人民处境有着形象、深刻的描述：

卖炭翁，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

晓驾炭车碾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

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

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

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

系向牛头冲炭直（《卖炭翁》）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淫，明赦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织绢未成匹，剿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

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

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大儒王夫之对唐朝宦官之弊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胁君自恣，乃至弑刃横加，岂能无畏于四方之问罪乎？其（宦官）无所惮而血测宫廷居功定策者，实恃有在外监军之使，深结将师而制其荣辱生死之命。”究其本源，则在于“唐之立国，家法不修，淫声曼色，自太宗以来，漫焉进御而无防闲之教，故其祸为尤酷矣！”

更可笑可叹的是，大公公仇士良退休前，对这些没老二的徒孙们还明示太监执政精意：“天子不可令闲，日以奢糜娱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此句太监“圣经”首义，被唐末僖宗以及明朝后期几个青年皇帝时期的太监们发挥到极至。

不仅宦官作威作福，唐朝中晚期，朝内大臣也不让人省心，几乎各个拉帮结派，严重违背圣人“君子群而不党”的训言，山头主义严重，党争日趋白热化。

言起“牛李党争”，不仅仅是李德裕、牛僧儒两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08年（宪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举策试。当时，举人牛僧儒、李宗闵等人的卷子直言时弊，文笔清新，宪宗览翻试卷，大喜过望，马上指示中书省准备委任这些人作官。不料，时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作梗，认为这些冒进轻躁的年青人背后主谋是自己官场对手裴垍、王涯等人，并到宪宗面前泣陈朝臣徇私、考试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