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叙瑞典（第2/5页）

王储于1818年嗣位为瑞典兼挪威国王，称查理十四，自此终身偃武修文，提倡教育，修造瑞典南部横贯东西之运河，稳定财政，再未豫闻任何战争，1844年逝世时享年八十一岁，为瑞典国王亦二十六年，临终时曾夸言世间无人创下如我之功业。

如果我们将他一身经历拿出全盘衡量，只觉得此言不虚，白纳多特弱冠以布衣从戎，以后既为革命军将领，也是拿皇的新型贵族，终为异国王储。他既尽忠于拿破仑，也执鞭弭与之周旋，却又全部公开合法，算不得通敌叛国。而且拿破仑被放逐后所设立之卫星王国，全部瓦解，只有白纳多特王朝至今犹存。其子嗣也与欧洲年代深远之王室联姻，今日丹麦、挪威与瑞士之王室也都可以算作他的后裔。自他之后，瑞典也再未与任何国家交兵。挪威于1905年独立，并未引起兵革，瑞典也逃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难关，如是长期的和平近二百年。他留下来的白纳多特王朝历经六位君主，接受了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潮流，将一个中古型的国家体制改造而成现代体制，如此都为古今中外之所未有。

以上三个瑞王的经历都带传奇性。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在浓雾包围之下与部队主力隔离，力战而死。可是他的战略目标却已获得，北欧从此被保证不受维也纳的统治，新教的基础也日趋巩固。查理十二则被一颗滑膛枪的弹丸由左至右贯穿额部而英年早逝，他曾被称为穷兵黩武，可是他的为人又为各方景慕，即他的对手彼得大帝也称他为英雄好汉。及至查理十四既是革命家，又是职业军人，却平白地被异邦人士邀请为国主，而且今日不少在欧洲有历史的朝代都被推翻，白纳多特王朝却毫无动摇的迹象。

但是读者至此也不免发问：这些故事诚然不乏兴趣，却不知与我有何相干？我们今日亟待对现代政局的演变有最基本的了解，因之才参阅到各国历史。难道提及瑞典不已，又还要详至其帝裔世系？

我的解说如次：这些情节已不仅是瑞典历史，也是现代欧洲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影响所及，也仍与现在的世界大局有关。

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发展到近代，在马克思看来无非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家时代”，这样的解释，并非整个地不正确，只是失之过简，容易被利用作为阶级斗争的凭藉。我们也不能说阶级斗争全未在历史上发生，只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的首要工具，则与事实不符。在重新检讨各国衍化的程序时，我们最好看清它们都有从“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进展到“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趋势。前者以人身政治为主宰，只要因着臣属关系和家庭关系能使上令下达，则纵是疆域领土畸零分割，人民属于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亦无所不可，以后交通通信进步，人口增多，产业发达，一个国家之能在行政上有效率，端在其疆域方正完整，人民在人种上或语言上和谐一致，文化上具有向心力，于是才有后者的抬头。

可是在历史上讲，这样的改组不出于一种自觉的运动，而是很多国家，因着各种不同的原因，经过一段变乱，在长期间内将这转变构成事实。只有从历史的后端看来，我们才能看清这种运动，首先多以宗教的名义发难，以后则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影响越来越浓厚。最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更有加强经济组织的需要，于是以前朝代国家以农业社会习惯作管制之南针，至是才有民族国家以商业习惯和效率作为治国之基础。马克思彻底大规模地简化历史，才称之为封建社会转变而为资本家时代。在《共产党宣言》里他用了短短的一段，概括了牵动了全欧洲跨越数个世纪的一种运动。其重点在指出封建领土与农奴间的利害冲突终导引到市民阶级之抬头。

以上三个瑞典国王的事迹也替这段历史提出见证，即是我们将当中的曲折一再减略，仍可以看出事实之发展不能算是与阶级斗争互为表里，而只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才至为明显。

这故事既有社会环境之纵深，也有国际舞台之复杂。其开始即是欧洲自中世纪告终以来，今日之德国（包括东德和西德）尚保持封建社会之体制，全境分为约三百个单位，内中大公国、侯国及主教区和自由城市总数都约略相等，不仅各单位的面积大小悬殊，而且当中尚有飞地而互相阻隔之情事，在中国历史中只有魏晋南北朝一段差可比拟。本来马丁·路德之提倡宗教改革，既有人本主义之精神，也有国家主义的趋向。他在与教皇冲突时，即呼吁日耳曼民族的王子郡主为支援。各王子也多乐于新教，尤以北方的王国为甚。他们已有海外贸易之利润，也承望因之脱离教廷之束缚和财政上的索取。奥地利之王室，则把占了神圣罗马皇帝的地位，以“卫道者”自居，在维持天主教的正统之名义下，希图将仅有名义之领主地位增强，构成一个实际控握广土地区之威权。

维也纳之企图加强管制，也和巴黎发生冲突，法国眼见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都辖有土地，再加强德境之统治，不免感到三面包围。只是在16世纪的后期各种冲突途倪纷纭，都未达到有决定性之后果。

17世纪初期展开之三十年战争，牵连了很多国家，也可以视作前世纪未了之各种变故之继续，最初也由宗教问题而起，也因各国彼此毗邻，不免在利害关系之间猜忌嫉妒，才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是战事愈近后期，新型国家间的冲突愈为明显。宗教问题被置于脑后。法兰西虽奉天主教，为着不愿奥地利势力之膨胀，首先津贴瑞典，以后更出兵支持。丹麦初为新教之领导力量，眼见瑞典军事上之成功，却又不甘坐看强邻压境，于是反戈与之兵戎相见。战事在1648年结束时，法国与瑞典同为战胜国。因之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今日之铜像，尚在斯德哥尔摩歌剧院之前，他虽不能亲身体验得到，他的功业，已代表着瑞典实力膨胀之最高潮。这国家除了拥有芬兰，占领了今日之列宁格勒和最近向苏联提出独立要求的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之二以外，又控制了今日之东德、西德与波兰的海岸据点，尚且囊括了自丹麦以东海内的全数岛屿。此时称波罗的海为瑞典之内湖，实不为过。

一个世纪之后，又有奇人查理十二之出现。只是他却成了一个悲剧的英雄。他的战败和最后以身殒，虽然值得读史者的同情，可是于国运无补。因之也有人认为他好勇而无长久的计谋。更有不少的瑞典人认为祖先遗留下的大帝国不能保留，以至今日瑞典除本土外，在欧洲大陆无尺寸土也应当由他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