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民国祢衡，“疯子”傲世（第2/5页）

章太炎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是主编《民报》，这成为他一生中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在孙中山的盛邀下，章太炎出任《民报》社长。至《民报》终刊，他亲手主编16期，并发表文章83篇。可以说，《民报》所到之处，也就是章太炎的文章和思想影响所及之处。正如鲁迅后来回忆所言：“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章）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确，章的文章革命性浓厚，攻击力十足，无时无刻不在搅乱着统治者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自然又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使他们咬牙切齿，寝食难安。

为了封禁《民报》，清政府专门派人赴日与日本政府就此事进行密谋。据野史记载，清政府为促成此笔交易，不惜出卖主权，“慷慨”地送日本政府一个“大礼包”。这“大礼包”包括间岛（延吉一带）的领土，抚顺、烟台的煤矿和新法铁路（新奉到法库门），真是无耻之尤！得到好处之后，日本政府立即命令警署查封了《民报》社。

章太炎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决定抗争到底，拼个鱼死网破，揭露日本政府的真面目。于是，他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日本专门派出辩护律师五六人，妄图以车轮战围攻章太炎，使其屈服。

论辩那天，章太炎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其情景实在令人难忘。章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须有证，若谓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厅长无语。

章又问：“我之文字，或煽动人，或煽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谓扰乱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题目，互相研究，满纸空言，何以谓之扰乱治安？”厅长又无言。

辩护专家们连忙给厅长打圆场，欲以《民报》言论妨碍日本社会秩序之罪名来压制章太炎。章太炎反问道：“吾言革命，吾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吾之文字，即煽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干？于贵国之治安何干？”众位辩护专家无言以对。

章太炎越说越激动，他怒吼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顿时，整个裁判厅内鸦雀无声。最后，裁判厅厅长强制性以危害社会秩序之名目查封《民报》，并罚款120元。虽然《民报》半途夭折，但章之斗争为它涂上了最后的一抹辉煌。

“袁贼烧死矣”

民国伊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其所言所行令拥戴者大失所望。他先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出兵镇压“二次革命”，其倒行逆施让章太炎忍无可忍。章不顾亲友劝说，毅然决定深入虎穴，挽救危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决定要去面质包藏祸心的袁世凯，明知是虎穴，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临行前，他留诗一首，颇能反映当时之心境：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此诗内含两个典故。前两句出自《战国策》，乃战国掌故。谋士唐雎受安陵君所托，孤身赴秦，结果不辱使命，迫使秦王放弃侵犯野心；后两句出自《类说》，是北宋旧事。赵匡胤兵临南唐都城，后主李煜派徐铉求和。赵匡胤拔剑厉声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举兵进攻，南唐遂亡。章作此诗，显然是欲仿效唐雎，挺剑入京，不管他袁世凯是霸道之秦王还是强悍之赵匡胤，章皆决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举，来警醒世人，践履自己民主共和之理想。

入京不久，章便上演了大闹总统府之好戏。一日，章身着油烘烘的破棉袍，手持折扇，故意将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勋章缀于扇柄，大摇大摆来到总统府，打算与袁世凯好好理论一番。门卫借故阻止其见袁。此时，次长向瑞琨却接到通知要进府面见袁世凯，章太炎怒不可遏，身上那股“狂”劲儿顿时发作：“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袁世凯，难道我见不得吗？”从清晨至傍晚，章将总统府上上下下1000人等悉数痛骂一通，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躲在内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闹”，却怒不敢言，任其发泄。由此可见，章之狂士风采，较之祢衡，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最后，袁世凯实在没办法，派出军政持法处处长陆建章（此人当时以抓捕和处决革命党人的屠夫形象而闻名）出马，谎称总统在居仁堂见章，将其带到军队营房，软禁起来。后又将其移到北京南城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及城内的几处深宅大院，辗转之间，章太炎开始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幽囚岁月。

刚开始，章太炎极不适应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他在屋里大骂大闹，曾狂书：“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其友陈干相当欣赏这“七杀七疯”的对联，请石匠刻成石碑立在家祠中。此碑现仍在陈家乡山东昌邑白塔村桥头上。此外，章太炎时常与友人狂饮，以致酩酊大醉后出口怒骂，甚至在窗纸墙壁上遍书“袁贼”两字以泄愤，或用大篆、小楷、行草等字体写满“袁贼”二字，将纸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矣！”

更有趣的是，章太炎召集寓所里所有仆役，定下六条规矩：

第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

第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

第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

第四，来客统统称“老爷”；

第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

第六，每逢朔望，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章太炎向仆役宣布这六条规则之后，说：“这六条，你们能遵守的，就留下来；不能遵守，就请离开。”仆役无法，只得顺从照办。章门弟子钱玄同觉得好奇，便问老师缘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磕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时间一长，章太炎感到单靠嬉笑怒骂并不足以震慑袁世凯等人，于是，他决定绝食抗议。在寄给夫人汤国梨的诀别信中，章写道：“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