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教授的教授”（第2/3页）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发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之一。他恪守乾嘉学者和德国米勒诸学者重视使用第一手资料的传统和经验，强调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研究。他指出做学问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便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往往站不在。与陈寅恪学风相近的傅斯年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去浮华、疾虚妄、取信征实、厚积薄发，取用新材料以研究问题，是陈寅恪一贯的优良学风。

陈寅恪长女流求曾回忆，陈寅恪在清华后期，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陈寅恪还不时在家里书房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侄儿封雄幼时曾亲聆“梵音”，并问：“叔叔，你念的是什么咒？”引得众人大笑不止。除却学习梵文，陈寅恪还常乘车到大高店军机处看档案，清时机密文件都以满文书写，他一本一本看，如遇重要的，就随手翻译出来。

“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陈寅恪讲课时，秋冬穿着厚袍加马褂，春夏则常穿蓝布长衫。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用一块黄包袱布包着，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着。一高一下吃力地抱进教室，从不假手助教。不变的只是他的装束，而他的课却总是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在习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凡西洋学者对中国史研究有新发现者，逐类引证。所以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备受启发。

陈寅恪课上得很精彩，吴宓也常去听，称其“字字精金美玉”。据1927秋才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三级学生蓝文征回忆，“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其他大学部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

北大知名教授季羡林曾回忆说：“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1929年，陈寅恪改任清华学校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他上课，一般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学生，还有很多北大学生从城里花四五十分钟时间坐车也赶来听，有些教授也来旁听。因他常能为人释疑，所以清华园里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当时听课学生梁嘉彬见清华“文学方法”及“欧洲中古史”课的教授孔繁也常到讲堂旁听，课下与同学笑曰：“寅师为太老师矣。”

陈寅恪讲学重内容而不拘形式。上课从不点名，从不小考，大考也是照章而已。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考察学问的最佳方法。有的学生要求他以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谓：“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新的见解，否则亦无益处；最好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功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当然，同学们大多不敢采取此种方法，因为所提问题如被认为不聪明的话，面子难堪。”

抗战结束，清华恢复。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来看望寅恪，见他体弱多病，双目失明，便劝他暂不要开课了，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陈寅恪马上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