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第4/6页）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却显得落伍了。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的干将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的业绩日见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曾经引以为豪的商务还能否担当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于是张元济主持了“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1920年，茅盾走进了著名的《小说月报》。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阐明不仅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改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在商言商的政治哲学

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其身份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所谓“在商言商”，他为了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始终趋时而进，这种进不是一味的冒进，而是无论时事政治是前进还是倒退，都与其步调保持一致。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商务印书馆也为其做了很多热情的广告，不光《东方杂志》刊登武昌起义大事记，另外还出版了13册照片和图片，并发行了300多张明信片。

在191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那套教科书上，相应地题写上“共和国教科书”，并在《东方杂志》上庄严地宣告：“民国成立政体共和，教育方针随之变动……教育部第七条通令先将小学各种教科书分别修订，凡共和国民应具之知识与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详叙入，以养成完全共和国民。”

然而，革命推翻了清专制王朝，民主共和体制却如镜中之月，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1915年夏秋之季“洪宪帝制”似乎呼之欲出。此时商务刚发完秋季课本，正筹划春季使用教材。张元济为此大费周章，因为当时商务版课本名《共和国教科书》，一旦洪宪帝制成功，那就与国体不符；如果继续观望，春季时又无教材供应。几经权衡后，张元济决定把将课本中平等、自由这些与帝制相左的词语删掉，书名也改成《普通教科书》印刷出售。要知道商务印书馆这一举动比袁世凯下令“接受拥戴”还要早上20天。

张元济在教科书上如此“迎合”帝制，不是说明他心底真正拥护袁世凯，而是为了商务印书馆生存所需的权宜之计。当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一致讨伐声中黯然下台，张元济立即指示各分馆撤去《普通教科书》，应迅速推广《共和国教科书》。

说他见风使舵也好，说他没有立场也罢，但这招确是“在商言商”的生存智慧。

张元济对身份敏感者的著作也一律不出版、不代销。比如张氏本人与康有为虽私交不错，而且曾在戊戌变法中并肩作战过，但当康某提出的要商务印书馆代售其《不忍》杂志和出版攻击民国的《共和平议》时，张氏不留情面地婉言拒绝，延宕两年后才勉强应允。要知道康某进入民国来思想仍旧顽固不化，张元济当然不想让人感觉商务印书馆也在拉历史倒车。

张元济甚至拒绝过孙中山的书稿《孙文学说》。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的国民军政府改组中受排挤，愤而宣布辞去大元帅职务。他反思民国以来革命不断挫败，其原因是思想错误造成，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于是亲自操刀，直到1919年4月初这本《孙文学说》才脱稿。

孙中山托人把稿子送到商务印书馆时，没想到却遭到了张元济的拒稿。因为张元济反复权衡，觉得此时正值南北和谈僵局之际，孙中山依然是敏感人物，这本书几乎等同于烫手山芋。

身为堂堂共和国父居然吃了闭门羹，孙中山一气之下想要发文来告白天下，以昭示商务印书馆乃保守反动之机构。这让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20年初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仍以极其严厉的措辞批评了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

连孙中山的书稿都敢拒绝，何况其他无名之辈呢？被张元济拒之门外的书稿还有陈独秀的。1928年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寄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张元济宁愿赠他几千元稿费，也不愿意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任何风险。

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元济吃过政治的亏，自戊戌那年后他就与政治绝缘。当年和他一起参与变法的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在民国又东山再起，而他却看破宦海沉浮的险恶。1913年时为北洋内阁总理的熊希龄邀请张元济任教育总长，张氏自言“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委婉地谢绝入仕。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内迁，而张元济留居上海孤岛，拒绝与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宁可卖字为生。有次汪精卫政府高官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并附有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民族气节与对政治警觉避免了张元济下水。

自诩为“戊戌孑遗”的张元济，见过了自晚清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与挫败、维新与复辟、欣喜与悲痛。所以，他能把商务印书馆的事业与现实政治活动拉开一段距离，维护着一个文化机构相对独立。当然他并没有完全超脱现实来进行自己的事业，更没有对变革呈现出保守或抵制的心态，而是与时俱进，在选择中创新。

送中文打字机参加世博

1910年3月17日，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开拓者、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欧洲的轮船，开始长达半年的环球考察。这次出行，他将访问欧洲和美国，抵达比利时的时间被特意安排在1910年7月，因为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就在此时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