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从古代“中国”到现代国家认同（第2/6页）

然而，在现有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历史之中，大部分时期不是只有一个王朝国家，而是有多个王朝政权。魏晋六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且不论，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时期，于汉朝有北方的匈奴、鲜卑政权，于两宋王朝，有并存的辽、夏、金、元。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只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但在其外，还有众多并存的王朝，他们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历史上的“中国”，具有双重内涵：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不同民族、地域、制度的王朝与政权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土地、人口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正统。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拥有了中央王朝的地位，获得了历史上的正统。而正统之所以重要，乃是与天下有关。不同于欧洲的列国体制，即一个上帝、多个国家，中国是天下大一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而能够代表天下的，只有一个“奉天承运”的正统王朝，即一个天下，多个王朝。因此，无论是魏晋六朝，还是五代十国，不同的王朝都要争夺天下之正统。

那么，古代的天下是否等同于今天所说的世界呢？答案是否定的，二者有很大的差异。今天的世界，乃是由多个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在古代，所谓天下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一旦与自我无关，便不再关心，不再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不等同于世界，只是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那部分世界，比如汉代人已经知道有罗马帝国，但不认为与天下有关。中国的世界秩序只在五服之内，五服之外便与天下无关。

这种自我中心论的天下观，是一种典型的“差序格局”，是内外有别的秩序。但这个内外，只是相对的，且富于弹性。只有相对的内外，没有绝对的敌我。蛮夷之国今天不属于天下的一部分，但明天臣服于中央王朝，来朝示好，便被纳入天下秩序。古代中国之天下，理论上是无限的，现实中又是有限的。在理想形态上，天下等同于整个世界，是普世主义的价值，但在现实形态上，天下又无法等同于世界，总是有着王朝国威无法顾及的化外之地，有着尚未被中原文明所教化的蛮夷。

二、没有国族认同，只有王朝认同

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国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仅是适合华夏——汉民族的特殊价值，更是普遍适用于包括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天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但文明只是灵魂，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肉身，那就是“国”。这个“国”，是与文明共同体相重合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但这个“中国”，并非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民的民族国家，而是指前后相继、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一个个王朝国家。古代中国人对抽象的“中国”之认同，乃是表现于对某些具体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认同”意味着什么？从“家国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只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民族国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有着自然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的民族，比如汉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傣族等等，而是与国家紧密相关、合二为一的民族。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人为建构因素，与近代国家同时出现和被打造，因此nation既可以翻译为“民族”，也可以翻译为“国家”或者“人民”。总而言之，近代意义上的nation，是一个整体性的人民——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与只具有自然属性的传统民族是截然不同的。严格而言，古代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认同”，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只有文明的认同或者王朝的认同。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概念，其出现不早于晚清，最早是由杨度和梁启超提出来的。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就像美利坚民族一样，是与近代国家一起被打造的国族（state nation）。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有可能出现在古代中国吗？显然不可能。作为一种国族想象，中华民族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代的理解框架，是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有实证依据的、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虽然中华民族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但华夏——汉民族不等同于中华民族。古代中国有华夏——汉民族，却没有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一体，这一经典性观点很有道理，“多元”意味着中华民族由汉、满、蒙、藏、回等多民族组成，所谓“一体”就是指与近代民族国家具有同一性，就像美利坚民族是由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族群所共同构成的那样。然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有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在古代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到了近代产生了民族意识之后，成为自为的民族，[8]这一看法却有值得讨论的空间。我们不能将历史上的华夏——汉民族直接等同于中华民族，事实上在任何朝代里面，都存在着具体的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苗族等，却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华民族的实体。不管其是否具有民族的本体自觉。

清朝建立了一个与现代中国版图基本吻合的多民族国家，通过双重的治理体制和多元的宗教信仰，将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分而治之，并整合在同一个王朝秩序之中。但清朝并没有试图打造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所觉悟的，只是汉民族的种族与文化意识，并不是中华民族的本体自觉，虽然汉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文化脉络。在真正的中华民族本体意识中，作为主流的汉民族意识是重要的，作为支流的其他民族也同样不可缺少，最重要的是在多元性的民族意识之上，打造和建构一个与国家同一性有关的民族同一性，而这一政治的同一性，绝对不可与汉民族画上等号。

古代中国是一个复线的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身处草原、森林和高原等地的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一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