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五四：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运动（第6/7页）

在“新纪元”到来之际，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憧憬各自所理解的“新文明”和“新潮流”。张东荪向往的是“第三种文明”。他将古代的文明视为宗教的文明，将近代的文明视为“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文明”。“欧战”让第二种文明暴露了大问题，于是“第三种文明”将取而代之，这就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58]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激起了向往“新文明”的知识分子一片欢呼，产生了无穷的想象，无论是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将俄国革命视为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充满理想精神和浪漫情怀的李大钊，比较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将法国革命视为国家主义的革命，而俄国革命代表了一种世界主义精神：

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人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渊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说异者耳。[59]

世界主义精神是对爱国主义中之狭隘性的超越，世界主义的乌托邦内含着不同种族、国家与人民所共同追求的全球价值。康德当年设想的“世界永久和平”也是一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它鼓舞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了实现全球正义的“现实的乌托邦”——万民法。当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近代崛起之后，人类社会需要世界主义的乌托邦主持全球正义，制约国家主义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紧张和冲突。乌托邦是一套普世性的全球价值，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发展的共同规约。具有世界主义浪漫情怀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的胸怀何其博大，不以一国一族的利益为沟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主义的国家”，以普世性的全球价值为依归的民族崛起。这就是五四的爱国运动，具有世界主义理想的爱国主义。

不过，五四的这种以世界主义为情怀的爱国主义犹如昙花一现，到1922年以后，世界主义乌托邦逐步幻灭，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曾经占主流的“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不再有市场，曾经一度低沉的孙中山重新掌握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主导权，他强烈批评五四时期流行一时的世界主义，将之等同于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说清人之所以征服中国，乃是明代的读书人接受了这套世界主义理想，暗示世界主义行之于今日，会亡国灭种。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种族认同和国族文化色彩，与其倡导的民权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断裂和游离。不过这种诉诸种族与国粹的民族主义恰恰迎合了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政治运动的需求，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需要共同的敌人，也需要共同的立场，这种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为诉求的反抗型民族主义为整合各阶层的政治热忱提供了公共的意识形态。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为国民大革命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五四终于结束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时代到来了。爱国狂飙如脱缰之野马，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注定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最终结局。

[1] 关于中国的五四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狭义指的是因巴黎和会失败而引发的1919年5月4日的五四抗议运动；广义则除此之外还包括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本章所讨论的五四运动，主要指的是狭义上的五四抗议运动。而文中所提到的五四时期，则指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即包含了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时间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

[2] 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载《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3] 参见［美］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见氏著：《张灏自选集》，第273—276页。

[4] ［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第11—12页。

[5]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488页。

[6] 梁启超：《灭国新法论》，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67页。

[7] 梁启超：《痛定罪言》，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775页。

[8]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13—118页。

[9] 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

[10] 梁启超：《痛定罪言》，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776页。

[11] 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

[12]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

[13] 关于晚清国民观念的详细分析，参见拙文：《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4] 章士钊：《国家与我》，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

[15] 章士钊：《国家与责任》，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2号，1914年6月10日。

[16] 章士钊：《国家与责任》，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2号，1914年6月10日。

[17]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载《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18]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新青年》，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19] 杜亚泉：《个人与国家之界说》，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1917年3月。引自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167页。

[2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章，第79—95页。

[21] 关于五四时期个人观念的详细分析，参见拙文：《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22] 沈雁冰：《五四运动与青年们底思想》，载《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11日。

[23]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24] 陶孟和（陶履恭）：《论自杀》，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25]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载《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26] 参见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见钟叔河选编：《周作人文选（1898—1929）》，广州：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27]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565页。

[28] 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见刘晴波编：《杨度集》，第226—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