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建构中的地方认同

历史上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秦朝之后就建立了大一统，但两千多年来，将近一半的时间又处于王朝林立的分裂状态。虽分分合合，但始终有一个想象中的中国。在中国内部，有中原与边疆之分，也有中央与地方之别。中国不仅是一个中央帝国，也是一个地方中国。

士大夫是国家与地方联结的纽带，从士大夫精英的历史可以考察历代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演变。那么，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清末民初，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逆变，士大夫精英从中扮演了何等历史角色？在科举废除之后的中国，旧士绅阶级逐步让位于新知识阶级，而1916—1925年间，正是这两个阶级并存、新老交替的时期，他们如何在地方与国家的冲突之中展开角逐？这些问题，正是本章要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历史上的地方、国家与士大夫

从西周到清代的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曾经有过封建制、贵族制和王权官僚制三种不同的制度。西周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封建制，秦汉是有限的王权官僚制，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世贵族制，而宋元明清则是绝对的王权官僚制。在这三种不同的制度形态下，不仅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迥然不同，而且士大夫精英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宗法封建制下，他们是封建士大夫，在贵族制下，他们是世家大族，而在王权官僚制下，他们是官僚士大夫。

先看第一阶段西周封建制。宗法封建制，乃是天子封诸侯为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卿大夫为立家，因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谓的家国天下，就是以这种宗法分封制联为一体的卿大夫、诸侯与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诸侯代表列国（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家乡），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如同一个大家族；同时，受到分封的诸侯与卿大夫对自己的封地有绝对的自主权，不受天子的支配，因此诸侯国和采邑之间又是独立的，相互不隶属，各有各的特色。拥有独立采邑的地方贵族、卿大夫只须对自己的宗主诸侯效忠，无须对天子承担义务；而最底层的庶民与士更是只知有家（采邑），效忠于家（卿大夫），不知有国（诸侯），更不知天下（天子）。[1]卿大夫及其所依附的士阶层，身为封建时代的地方精英，他们是自己封地的实际所有者。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名义上属于周天子，但一方贵族可以独立决定地方的各种政治、社会与宗教事务，有强烈的家（地方）意识，而是否有国与天下意识，则将取决于不同层次贵族的相对位置。底层贵族大夫与士仅仅忠诚于家，国与天下不授其分封，显得何其遥远；一邑之主——公卿则不同，其对宗主国诸侯有忠诚的义务，但周天子所代表的天下对他而言则天高皇帝远；真正对天下负有宗法与政治义务的，是受周天子分封的各同姓和异姓诸侯。从士、大夫、公卿到诸侯，周天子所形成的宗法性分层网络，有一套严密而复杂的周礼加以维系。

待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封建制度逐渐解体。到秦始皇时代，建立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国家。秦朝的郡县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地方毫无自主性可言，再加上前所未有的苛政，秦二世而亡。继之而起的汉朝，总结了秦政速亡的教训，在汉初融封建于郡县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郡国制：郡县与诸侯国并行。虽然到文景两代诸侯削弱，郡县强化，但地方仍然有相当自主性，乡县三老，皆由基层选举产生，与县令有商有量，官民合作。太守、县令施政，必得照顾地方舆论，尊重地方意愿。两汉的郡太守，如同古代的诸侯，只是太守不能世袭而已。其官吏皆忠诚于他，“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双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2]两汉的察举制度与后来的科举不同，不是自上而下选拔人才，而是自下而上推举乡里贤达，民间乡议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钱穆称赞说：“两汉人才皆从地方自治出，而地方自治则注重学校教育与乡邑清议，宜乎两汉吏治之美，冠绝后世。而汉代国力之隆，治化之蒸，亦皆本于此矣。”[3]

为什么钱穆称赞两汉有古代各朝中最好的地方政治？因为当时的政治精英既是中央的，又是地方的；士大夫既忠诚于抽象的国之象征君主，又忠诚于一土之地方官，中央与地方之间有微妙的平衡。汉代的士大夫有循吏和酷吏之分，循吏亦吏亦师，教化百姓，化民成俗，致力于传播儒家文化；酷吏是典型的官僚，承接秦政，奉行律令，统一了全国的法政秩序。[4]在这里，同为士大夫精英，循吏与酷吏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儒家循吏代表一个自律的、自组织的宗族乡里社会，而法家酷吏象征的是一个以行政律令为中心的他律的政治世界。这两个世界，也是家的世界与国的世界，家国在西周通过分封制获得封建式同一性，到了秦代法家当政，家国分离，国压制了家。两汉期间，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合文士与官僚于一体，家国再度统一。谷川道雄对此颇有见地：“汉帝国的完成过程，是一个政治世界将自律世界纳入自身的过程。”[5]

两汉政治，重心在下。到东汉末年，士大夫越来越看重地方的乡议和士林的清论，渐渐养成不仕为荣的风气，与其入朝当官，不如在野与宗族为伍。余英时说：“在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6]六朝中世是一个再封建化时代，但中世的封建与西周的封建不同，其没有后者那样的宗法分封制，而是有王权的贵族制。宫崎市定如此说：“从三国到唐朝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以称为贵族制度时代。这样说并不等于所有现象仅用贵族制度就能够得到解释。一方面，与之对立的君权森然存在，不断地瓦解贵族制，致力于将它转变为纯粹的官僚制。实际上，正是君权的存在，使得贵族制只能停留于贵族制上。如果君权进一步衰落，那么，贵族制或许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割据性的封建制度。”[7]在六朝年间，王权变动不居，多朝林立，但扎根于地方的世家大族却是稳定与连续的，他们与王权共治天下，甚至左右天下。六朝的世家有三个来源：其一是乡里豪右，其二是官场形成的官族，其三是外戚与功臣。[8]按照宫崎市定的看法，其中又有地方豪强与国家贵族的区别。国家贵族与国家政权有直接的联系，有很强的世袭官位倾向，而地方豪强立足于庄园式农村，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乡间权威。魏晋之后，豪族势力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土地与民众被纳入豪族的统治之下，这些开发了南方的世家大族与皇帝共享政权，实现了豪族与王权的政治联盟。[9]豪族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土地和人口，而是拥有读书人，各世家大族所争夺的，乃天下之精英也。而读过书的士人与地方豪杰不同，他们有王朝认同与国家意识，不满足于一方偏安和地方割据，总是要向中央政权渗透和靠拢。于是如谷川道雄所分析，士人与豪强结合的士族便逐渐转变为官僚贵族和教养贵族，六朝贵族最后逐一依附于趋向统一的王权，中世的贵族制缓慢转变为隋唐的中央集权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