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第2/7页）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朱元璋时，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在温文尔雅、充满书香气的上层文化氛围之外，中国社会还一直存在着一个恒定的下层文化场，这种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这一文化场的全部注意力，而诸如人的尊严、价值与美之类的优雅话题不属于它的话语范围。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没有上层文化那种悠闲雅致空疏繁琐。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同时，在饥饿和自我保护的危机感的逼迫下，道德和良心成了一种可以轻易摆脱的累赘，人们极为现实而残暴地运用一切手段。所以，这种文化带有巨大的生命活力和破坏力。朱元璋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文化背景登上皇位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传统有着浓重的非理性色彩，而现代群体心理学理论关于群体的盲信、易受暗示和蛊惑的学说，也证明了那些拥有强悍人格力度的统治者，常常会让整个国家轻而易举地屈服于自己的个性、爱憎或狂想之下。有时候，一个人的性格会主导整个国家的性格，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可能非常久远，成为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存在，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摆脱。

朱元璋就是如此。

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至为深远的明初政治，和朱元璋的个性心理密切相关。

朱元璋爱把自己和一千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相比，因为他们都是起自寒微。甚至可以说，正是刘邦的先例，才使朱元璋坐在皇位上能感到些理直气壮，否则他会为自己由一介贱民而登上帝位的合法性而感到忧心忡忡，然而，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本是一个流氓，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为人也放松开朗。他以一个普通百姓，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子女，一门心思想住下来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走出“温柔乡”。由此可见其享乐主义的性格。朱元璋则有着强烈的农民本能，他本来对锄头镰刀更感兴趣，从祖辈那里继承的遗传基因使他一直怀抱着“三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质朴理想。在前二十五年穷困至极的生活中，史书上也从未记载他有过什么叛逆性的举动。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否则，他会是一个终生勤勤恳恳、克勤克俭、奉公守法、治家严厉的模范农民，督儿率女，勤耕苦织，一针一线地节俭度日，即使家道充裕了也不会乱花一文钱。

当初，刘邦释放犯人有着一时冲动的成分，而朱元璋参加起义军，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没想到生活从此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虽然险恶不断，却越来越宽阔光明的道路。他以一个精明农民不放过任何增加财富机会的精神，在命运的跌宕起伏中老谋深算，吃苦耐劳，苦心经营，居然不断成功，节节胜利，被命运的波澜推上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地位。他得到的不是“三亩地一头牛”，而是九州山河这么大的一片家业！他可没有像刘邦那样开始放松地沉醉于美酒妇人，相反，他陷入了深深的忧惧之中。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他从此开始“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他谆谆告诫大臣们：“忧患之来，常始于细枝末节。明智者能从无踪无形中嗅出危险的味道，而愚昧的人在事情已出现萌芽时还毫不在意。”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在这种戒备心理的支配下，贯穿明初政治的一条主线就是“保守家业”，让整个国家最大限度地掌握在朱家手中，不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为了这份家业的安全，他想尽办法，来束缚乃至扼杀各阶层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

基于这种心理，从土地里走出来的朱元璋开始用管理一个村庄的方式管理国家，经过几千年发育，有了一定层级结构和分权体系的中国社会在他的治理下变成了一个大村子。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治理的。

首先，他弄不清也不放心历代传下来的分级负责、层层分权的复杂政治体系。他凡事喜欢一目了然，觉得这套繁复的体制不容易控制，可能藏污纳垢。所以他干脆利落地打碎了这套复杂的政治体系，取消丞相制，让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员都直接向他负责，每个官员都直接为他跑腿。这样，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点死角。他可以通过这套单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网直接观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间地头的劳作情况，这样，他心理上才舒服一点。

对这些直接为自己跑腿的官员，他还是不放心，生怕他们办事不细心或不安分。于是，他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情节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

为了把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他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设立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一律充军。人们必须困守田园，不许四处游荡。“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游民），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者，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在朱家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

为了便于管理，防止豪门巨户的出现威胁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之内，他借屡兴大狱之机，以种种借口，把全国的豪门巨户杀得所剩无几。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户部向他报告，全国有七百亩以上土地的仅剩下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并且把详细名单送呈这位多疑的皇帝御览。朱元璋松了一口气。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动大手术，通过蛮不讲理的屠杀，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大为简化，在庞大的自耕农基础上建立了原始的、平面的、效率低下的官僚网，方便于他用僵化的制度去束缚所有社会成员的活动，以求天下永远太平，不出一点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