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第3/7页）

在这个基础上，他颁布了《大明律》，颁布了《大明礼令》，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颁布了《皇明祖训》。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而且都是以朱元璋特有的“碎嘴婆婆”的方式，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他甚至费尽心思为老百姓制定衣服服色、房屋样式，为此多次颁诏。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诏规定，农民只能穿绸、纱、绢、布，而商贾只能穿绢、布，农民家里有一个人做生意的，也不能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务农的则不许。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诏令礼部禁止庶人穿靴，因为庶人靴子在样式上模仿官靴。“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琐碎得可笑的东西当时都是朱元璋用来明确社会角色，严格阶级区分的国家法律，谁要违反，轻则杖责，重则充军，绝对玩笑不得。小农式的自然经济，狭隘的家族群居方式，使得朱元璋眼里的世界是封闭的，静止的。天圆地方，日月循环。朱元璋的初衷，就是为子孙后代制定一套无所不包的永远不变的运行模式，让大明社会在这个模式里永远平平安安地运转下去，使得老朱家的家业永远传下去。

时光迤迤逦逦，朱元璋撒手人寰之后，他的愿望基本实现了。他所发明创造的这套古怪而实用的制度保佑他的那些多数昏聩低能、行为乖张的子孙在皇位上坐了两个半世纪，然而，他的治理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巨大倒退。本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已有所松动，经济结构趋向开放，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社会活力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政府功能渐趋繁复，财政制度也趋向理性化。朱元璋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以他独特的创意，建立了一个超前稳定、超前低效率的社会。结果，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延续了五六百年，极大地窒息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和生命力。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孤庄村的放牛娃里，朱元璋是个孩子王。他们最常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就像吴晗那部文笔生动的《朱元璋传》所写的那样：

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衣裤全是窟窿补丁，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车辐版顶在头上当平天冠，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土堆上一坐，自己作起皇帝来了。拣一些破木板，让孩子们毕恭毕敬地双手拿着，当作朝笏，一排排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同声喊万岁。

这些游戏给朱元璋灰暗的儿童时代抹上了一点亮色，在游戏中模拟帝王给他带来了虚幻的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人，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做这种肆无忌惮的游戏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真的登上皇位，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潜移默化中被他深深吸纳进意识深处。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侯，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

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皇权无限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操作中，皇帝的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从来没有哪个皇帝真的做到了无拘无束。在朱元璋以前，历朝历代，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元老重臣在朝廷上都受到充分尊重，他们合法地分享部分统治权力。在制度上，丞相拥有很大的实际权力，而且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还有一种封驳权，即皇帝的旨意如果不合法，大臣可以封驳退回，不予执行。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一人一时的喜怒给国家人民带来破坏性影响。

朱元璋对此不以为然。他要依照自己头脑中的形象去做皇帝。在命运以其神奇的手段把他送上人世间权力的顶峰之后，他要真的施展这权力的魔棒，决定一切，操纵一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所有人的头上。任何想同他分享权力的人都遭到他毫不留情的打击。在他眼里，自己是天下真正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计数的财富，可以由他任意处置。开国之初，百姓贫困，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诏书中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牲方可用。”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农民关心的不过是吃饱肚子，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并没有自觉的要求。他们能活下去，能传宗接代，就心满意足了。同样，在这种乡野文化浸淫中长大的朱元璋对他的臣民们，只承认他们有生存权，甚至这种生存权，也只是在完全服从他的摆布的前提下才能拥有。他根本不知道尊重他人的生命尊严，尊重人的价值。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在明朝以前，即使君权严重时，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那些按自己的方式思维的士人有权游离于正统社会之外，隐居世外，不闻世事。这些人被称为“山林隐逸”。正统社会观念对这种高度自尊的生活方式是宽容甚至尊崇的，隐士们通常被称为“高人逸士”。在一些朝代，对于那些著名的隐士，皇帝甚至会纡尊降贵，重礼去请，如果这个人坚持自己的活法，皇帝也会重重赏赐，以表明自己的尊敬和欣赏之意。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可是朱元璋登基之后，这块保留着最后一点宽容气息的空间便被他封杀了。朱元璋没有这份雅量，也没有这份雅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或者是心怀怨望，他不能容忍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存在他们的高傲。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人姚涧、王谟，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因为不肯出山做官，都被朱元璋诛杀，并籍没全家。士大夫仅有的一点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洪武朝消失了，所有人都被完完全全地纳入了朱元璋的私人所有物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