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第4/7页）

朱元璋素有节俭之誉，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但是他非常注意帝王的威严，皇帝日常生活的礼仪威严比之前代要繁琐夸张得多。明初政治的一系列大胆泼辣的举措证明他是按照自己对“皇帝”一职的理解去履行职责的。他时常做出人意料之举，任意处置摆弄官吏，以体验一种大权在握纵横无忌的快感。他让和尚还俗，做到一省布政使的大官。老臣钱宰因为公务繁忙，不胜劳累，在家中作诗一首：“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此事被朱元璋的耳目侦知报闻。第二天，朱元璋和钱宰闲坐，对这个好发牢骚的大臣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钱宰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跪地觳觫，他知道这位爱挑大臣毛病的皇帝完全可以此把他杀了。不料朱元璋却莞尔一笑，给他假，派人把他送回老家，说：“朕今放汝去，汝放心熟睡矣。”从这件事里，你可以充分体验到朱元璋那种收放自如的权力快感。

朱元璋把皇权扩大到了极点，把自我放大到了极点，他的行为严重压缩了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空间和权利空间。他强悍野蛮的人格阴影覆盖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你不敢反抗，你也无法反抗。洪武朝那么多的冤案，那么多的血腥，那么多的不公正都那样毫无阻碍地出现了，抗议之声寥寥，而这仅有的几声呼喊，也被朱元璋毫不手软地抹杀干净。他的野蛮践踏使社会个体的自主性和自我意识摧毁殆尽。人们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识更被扫除一空，奴性就在人格空地上野草一样蔓延开来。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素质在朱元璋时代从原本不高的基点上又做了一次大幅度的退化。

大屠杀

朱元璋的外戚郭德成是洪武朝最幸运的贵族之一。说他幸运是因为他能在朱元璋的统治下保住了一条命。那一天他进宫陪朱元璋喝酒，朱元璋酒量大，郭德成就喝多了。临走时摘了帽子叩头谢恩，露出了自己的秃顶。朱元璋酒后兴致不错，取笑他说：“醉疯汉，头发秃成这样，是不是因为酒喝得太多了？”郭德成随口答道：“这几根还嫌多呢，什么时候都剃了，落个痛快。”朱元璋听了，一声不吭。回到家里酒醒了，郭德成知道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原来曾经是游方和尚的朱元璋对与和尚有关的一切词句都十分敏感。虽然自己是郭宁妃的哥哥，可是也难保多疑的朱元璋不记在心里，什么时候找个借口把自己杀了。他越想越怕，越想越怕，终于真的剃了头，穿上僧服，整天装疯大声念佛。他似乎是个很不错的演员，朱元璋也信以为真，对郭宁妃说：“没想到你哥哥真是个疯汉。”在洪武后期迭兴大狱之时，郭德成居然因为是个“疯子”，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以功名终”。这在洪武朝是个罕见的例外。

同样幸运的还有一个叫袁凯的御史。一次召对之时，他的言语不合朱元璋之意，惹得朱元璋脾气大发。袁凯自知大祸临头，也学郭德成，第二天没去上朝而是在家假装疯癫。朱元璋不信，派使者前去观察，只见袁凯正伏在自家篱笆边吃狗屎，见了使者，便对他唱《月儿高》曲，朱元璋这才相信，使他免于一死。原来袁凯早有准备，知道朱元璋多疑，先叫人用面捏成狗屎形状，撒在篱笆下面，才骗过了朱元璋。

这两个人是在朱元璋手下工作过的官员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而其他才智之士则没有这么幸运，在朱元璋的统治后期，他精心策划了数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当时上层社会几乎所有智商比较高、权力比较大的人。他们之所以头颅落地，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担心他们的才智对他的家业构成威胁，因为根据自身经验，他知道那些智商过高而且拥有一定权力资源的人通常都有得陇望蜀的心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炮制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老乡，事实上，在洪武初年（1368年），朝中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说同一方言，有的干脆就是他儿时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在天下安定之后，朱元璋开始有计划地屠杀这些昔日的战友。他宣布宰相胡惟庸权力过大，妄图谋反，将他赐死，并且把和胡氏关系密切的淮西贵族一个个深文周纳进去，觉得谁不可靠，就把他牵连到胡案之中，全家杀掉。整个胡惟庸案先后诛杀了三万余人，其中包括朝中最有权力的二十二名淮西贵族，都是公侯一级。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被杀时已经七十七岁，开国元勋，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全部被杀。

胡惟庸案杀的多是文官。后来，朱元璋又制造了蓝玉案，又杀了二万余人，这次多是武将。通过这两次屠杀，朱元璋将满朝最有实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了。由于需要杀的人太多，他也懒得编造像样的借口，于是就一律“串通”“谋反”。他也知道再巧妙的借口也无法掩饰他那过于明显的动机，所以他在这一环节上有意地敷衍了事。他有绝对的信心，不会有人天真到揭穿他借口的地步。

考察朱元璋在这样疯狂屠杀背后的心理动机，显然还是深刻的不安全感。他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当秉性颇为仁慈的太子劝他手下留情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太子，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在我死后做安稳皇帝。登上帝位的朱元璋没有一天不被恐惧感所折磨，他总是怀疑别人都在盯着他的这份过于丰厚的家业，垂涎欲滴。他总是幻想别人都对他不怀好意。显然，在历经磨难之后，他的心理状态已经不正常了。百战之余九死一生的朱元璋在一系列阴谋、背叛、危险中突围而出，回首一望，当年的惊险万状仍令他不寒而栗。长期复杂紧张的军事生活，使原本谨慎的他更加多疑，而且发展到近乎变态的程度。早年的卑屈生涯与现在的高贵地位之间过大的落差，使他经历的一切恍然如梦，在他心里时常泛起一种不可信、不真实的感觉，时刻担心这一切如梦如幻的荣华富贵因一时疏忽得而复失。正是这种得而复失的恐惧使他做出了种种奇怪的举动。

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个人行为背后，还有着民族的集体心理背景作为支持，否则朱元璋再残忍，再自私，也不可能做出这样决绝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