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伤第十四（第3/4页）

阿隆表扬过他的同学和论敌萨特，说他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会对斯大林有精辟的分析，因为萨特说：“斯大林的确是党和国家，或者毋宁说党和国家是斯大林。”

金斯堡的代表诗作是《嚎叫》，跟凯鲁亚克以及其他“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作品一样，“疯狂”是共同的主题。他说：“我看见我们的一代精英被疯狂所摧毁了的最好的思想……”

斯特拉文斯基的最初两首管弦乐都是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指导下完成和演奏的。1908年，他把一首新创作的管弦乐曲谱《焰火》寄给了他的老师。几天以后，邮件退还到这位年轻的作曲家手里，并附有一张字条：“收件人已亡，无法投递。”

当梦露在奋斗后成为性感女神后，她开创了潮流。但在人生中她抑郁了，她洞明世情：“有些人很不友善，如果我说我想成为一位女演员，有人就会审视我的身材；如果我说我想提高，学习提高演技，他们就会大笑不止。他们其实并不认为我会对自己的表演认真。”

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爆发。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阿里也面临着服兵役的问题。阿里说：“我绝不会跑到万里之外去谋杀那里的穷人，如果我要死，我就死在这里，咱们来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我要死的话，你们才是我的敌人，与中国人、越南人、日本人无关。我想要自由，你们不给；我想要公正，你们不给；我想要平等，你们也不给。你们却让我去别处替你们作战！在美国你们都没有站出来保护我的权益和信仰，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都做不到这些！”

图图大主教是南非领导黑人反对种族压迫的坚强斗士。1984年，图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年冬天，他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仪式上演讲时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由房龙博士论文改写的《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因其新颖的风格颇受书评界的好评，但只售出了不到700本，于是引来了出版商满怀怜悯的话语：“我想连在街上开公交车的也比写历史的挣得多。”

威尔·杜兰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生命而有很多生命，有死后复苏的习性。在过去，上帝与宗教死而复生不知有多少次，因为“只要有贫穷存在，就有神祇”。杜兰说：“宗教使穷人避免谋害富人。”

格拉斯曼很早就在数学领域研究出重要成果，但不受重视。他不得不放弃数学这个没有前途的职业，而在印度梵文方面花了不少工夫。故他在当时的语言界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在哥廷根的图书馆里有一本格拉斯曼写的维数论，标题页上面用铅笔写着闵可夫斯基的名字，序言后的脚注是：“书付印时作者已去世。”闵可夫斯基写道：“新版本将比30多年前受到更多的尊重。”

数学家厄多斯说起两次大战中的祖国：匈牙利人的问题在于，每次战争我们都站错了队。

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

奥威尔承认法西斯分子的优点。他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学会了吹号，因为人家吹得好。至于斗牛：“在巴塞罗那，现在几乎没有斗牛，因为所有最好的斗牛士都是法西斯分子。”而建筑：“看到民兵对他们占领的房屋的大肆破坏，有时候你会觉得对从前的主人法西斯分子说不出地同情。”

索尔仁尼琴认为，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每当别人对他说起政府官员的冷酷、刽子手们的残忍，他就会问：“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三岛由纪夫生前曾经说，他在日本文学界没有朋友。

有一次，特蕾莎修女看见街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她焦急地四处求告，敲遍医院、诊所的大门，竟无一人理会。最后好不容易求到一点药品，回来时却发现那人已死去了。另有一回她遇见一个人身上都是脓包、伤口，脓包上竟是蠕动的蛆和虱子。她沉痛地感叹：“狗与猫都过得比这人更好，人为何如此卑贱地走向死亡呢？”

萧伯纳崭露头角以后，法国著名雕刻艺术大师罗丹曾为他塑过一次雕像。几十年后的一天，萧伯纳把这尊雕像拿出来给朋友看，并说：“这件雕像有一点非常有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埃林顿“公爵”在生前曾以其作曲和演奏获得赞扬，使人们得以欣赏歌曲和舞蹈的乐趣。1965年，当普利策的音乐评奖人一致推荐授予埃林顿特别奖，遭到普利策咨询委员会一片抗议声时，他的反应是：“命运这回对我是仁慈的，命运不要我成名太早。”那时他已66岁。

1973年，米塞斯辞世，哈耶克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并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总是应验了”。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米塞斯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

1974年4月，由于《研究》杂志曾经发表《同性恋百科全书》，受到法律追究，福柯为此感慨：“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同性恋才能获得发言和进行正常性活动的权利？”

早在80年代，斯皮尔伯格就买下了小说《辛德勒的名单》的电影版权。他觉得年轻时拍片凭直觉，现在年纪大点就应该用头脑消化见闻，也不应在小节上钻牛角尖，太吹毛求疵会变得很知识分子化。他说：“我个人最重要的敌人，就是想太多了！”他说：“活过才有能力去叙述和人有关的故事。”

威塞尔跟里根面对面交谈时反问，既然当年罗斯福总统看到了那张“二战”期间美军轰炸机飞越奥斯威辛上空拍到的照片，而美国军队为何不采取行动？里根无言以对。威塞尔曾伤感地说：“世界可能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声，或者更坏的假设是，世界听到了我们的呼声，但一切都依然如故。”

犹太人曾经在“二战”中遭受到的大屠杀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因此当他们在战后大迁移到中东地区，并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的时候，西方世界因其对犹太人沉重的道德负疚感而宁愿选择对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屠杀和苦难视而不见。萨义德说：“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大不幸是其所受压迫来自一个罕有的敌人——一个本身也经历过长期和深重迫害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