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二十

卢卡奇推崇希腊：“在那幸福年代，世界广阔无垠，却是人的家园。”《荷马史诗》提供了最丰盈的生命形式：在那万物和谐的天地里，一无历史，二无个体，三无主客分离。可惜那个美好的总体境界，已被资本主义残酷粉碎了，他说：“生活错乱，一切均被破坏无遗。”

福泽谕吉说：“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有人问王尔德：“如果不是哥伦布第一个发现美洲，如果它已经被发现，为什么它会失去呢？”王尔德打趣道：“他是发现了美洲。它被发现了很多次，但每次它又变得安静。每次都必须保持安静，因为这么一个麻烦的地方最好忘掉它，收起来。”

1911年7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军舰驶抵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他自称为“大西洋的海军统帅”，炫耀德国军队所向无敌，可以随时出击任何对手。他表示了对法国和俄国的蔑视；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一半英国血统，他才对英国略示尊重。劳合·乔治为此警告德国，不要把英国看得“仿佛在这个国际内阁中微不足道”，如果德国人挑起战争，英国定将战斗下去。

1917年，“一战”正酣，莱茵河畔仍然是震耳欲聋的炮声和遍地的尸体。法国政府准备选派外交特使前往美国，会见威尔逊总统。政府首脑煞费苦心地物色人选，有人提议博格森：“他这个哲学家也是外交家啊！”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因霍尔姆斯大法官的论述而成为著名的一条压制言论的原则，霍尔姆斯大法官指出：“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保护在剧院里谎称失火，并高声叫喊从而引起惊恐的人。”霍尔姆斯也论述过言论自由：对真理最好的检验是一种思想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使自己得到承认的力量。霍尔姆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被称为“伟大的持异议者”。

在好友、著名作家纪德及其他友人再三催促下，瓦雷里答应将自己青年时代的诗稿结集出版。在付印前，他想写一首诗附在后面，作为纪念。一首500余行的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由此诞生。这首诗对法国知识界的震撼之大，影响之深是惊人的。一位评论家称：“我国近来产生了一桩比欧战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尔·瓦雷里的《年轻的命运女神》。”

在巴黎和会谈判的紧要关头，流感耗尽了威尔逊的精力和专注力。巴黎和会一开始，威尔逊即提出“十四点原则”，而且以离会为手段，胁迫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妥协。克里蒙梭即曾讥讽威尔逊道：“就算是上帝，也只以十诫为满足，威尔逊却要坚持十四点！”当威尔逊卧病之后，克里蒙梭放弃了先前的立场。但到了会议后期，则任由克里蒙梭主导。威尔逊的失常，连乔治都深感不可思议：“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

1920年，西班牙工人党想要加入共产国际，但对无产阶级专政心有余悸，就派代表团去问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列宁回答：“谁说无产阶级专政要结束了？在我们这种农民国家里它可能要四五十年。”这一下就把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给吓坏了，回去以后就分裂了，少数派加入了共产国际，大多数就退出来了，后来加入了社会党国际。

当年普朗克劝爱因斯坦去柏林，爱因斯坦推辞说：“相对论不算什么，郎之万说全世界也就12个人懂。”普朗克回答道：“可是这12个人至少有8个在柏林。”

在枪决沙皇一家时，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越飞仅被告知消息，而无任何细节。当德国政府要求越飞提供详细情况时，他本人一无所知。最后，捷尔任斯基路过柏林时，告诉了越飞真实情况，还解释说，列宁禁止他通报这个消息：“就让越飞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柏林那里就会更容易撒谎。”

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有一次在巴黎大学演讲时说：“如果我的相对论证实了，德国会宣布我是个德国人，法国会称我是世界公民。但是，如果我的理论被证明是错的，那么，法国会强调我是个德国人，而德国会说我是个犹太人。”

费曼在向学生们讲授普通物理课程中的电磁学部分时说：“从长远的眼光看来，例如从今后一万年的眼光看来，19世纪中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应是法拉第·麦克斯韦电磁学的发生和发展，而例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则将褪色而成为一种只有地域重要性的事件。”

由于纳粹对犹太人采取的政策，很多数学家都离开了哥廷根。一次纳粹的教育部长问希尔伯特说哥廷根的数学现在怎么样了，希尔伯特说：“哥廷根的数学，确实，这儿什么都没有了。”有“学术之都”之称的哥廷根从那时开始一蹶不振。

托马斯·曼跟其他纳粹党的怀疑者们一样关注着纳粹势力的发展，他决定发表讲话“呼吁理智”。这个讲话被称为“德意志致辞”而载入史册。托马斯·曼直言不讳地称纳粹主义是：“怪癖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见的粗鲁。”“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诵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

米塞斯说：“如果没有可看得见的国民，就没有可看得见的国家。”

因为教会公开为国家暴政辩护，朋霍费尔不能忍受，决心与之决裂。他不但拒绝担任牧师，而且动员所有拒绝国家主义的牧师放弃职务。1933年10月，在动身前往伦敦教区工作前夕，他向学生告别说：“现在正是在安静中坚持的时候，并且要在德国基督教会的每个角落埋下真理的火种，好让整座建筑一同烧尽！”

洛尔迦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友好开放，像孩子。“他们难以置信地幼稚，非常乐于助人。”而美国政治系统让他失望。他告诉父母说：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佣”。他生来头一回自己缝扣子。

在“慕尼黑协定”谈判之后，一再让步的张伯伦与希特勒签署了“英德宣言”，宣布两国“彼此将永不作战”，“决心以协商办法”解决一切争端。张伯伦对这一纸互不侵犯的宣言十分满意，回到伦敦即得意地对欢迎他的人们挥着那张有希特勒签字的宣言，他说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从今以后，整整一代的和平有了保障。”“现在我请你们回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

1939年初，奥登到了美国。乔治·奥威尔称他为“哪里没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的那种人”。奥登对他的祖国和英国人感到忧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却在纽约。但奥登怀疑诗影响人们政治命运的能力。“你可以写一首反希特勒的诗，”他说，“但你阻止不了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