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二十（第2/4页）

尽管法国抵抗力量在德国人面前瓦解了，戴高乐看到：战争并未结束，而只是真正的开始。那时看到这点的法国人并不多。他飞到英国，决定继续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愿抵抗。他坚持说：“法国输掉了一次战役，但是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格尔尼卡》是毕加索对敌人作出的最引人注意的回击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一个德国军官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这里正陈列着一幅巨大的该壁画的复制品。“哦，这是你的杰作了。”德国军官说。毕加索厉声地说：“不，是你们的杰作。”

1941年12月7日，日本驻美国大使拜会美国国务卿赫尔，他们递交备忘录，宣称：即使今后继续谈判，日本也不会跟美国达成协议。此前，日本已经偷袭了珍珠港。赫尔说：“在我整整50年的公职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厚颜无耻、充满谎言和狡辩的文件。”

很多人反对罗斯福的租借法案。参议员塔夫脱抱怨说：“出借作战装备非常像是出借橡皮、口香糖。你是别想收回来的。”参议员雷诺兹坚决主张，应当等到英国的富豪们把他们的城堡式庄园、骏马、名犬和珠宝统统都献出来以后，再来要求美国的“仅有一条吊裤带的工装裤阶级”出钱。惠勒参议员甚至扬言，租借法案将会使“每４个美国儿童毁掉１个”。愤怒的罗斯福说：“这实在是我这一代人之中公开说出来的最混账的话。”

茨威格并未失去对人类的信心，在这部生前最后的散文作品中，他写道：“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他相信人类的文明必将在新的大陆得到延续，于是他描写了新的辽阔的阿根廷，充满希望的美丽的巴西，“人们应该超出欧洲去思考问题，不要把自己埋葬在渐渐死去的过去，而是要共享历史的再生”。

在德黑兰会议上，有一次丘吉尔争论说，在法国过早开辟“第二战场”会导致成千上万盟军士兵无辜丧命。斯大林附和说：“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几千人就变成统计数字了。”

1943年初，罗斯福和丘吉尔率领有关指挥与参谋人员赴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决定：1943年进攻西西里，进攻法国的作战延至1944年。在会议结束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宣称：“法西斯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这不是说要消灭德、意、日的所有居民，但是确是要消灭这些国家里的基于征服和奴役其他人民的哲学思想。”

在签订投降协议时，日本代表重光葵情绪失控，手足无措。麦克阿瑟吼道：“告诉他在哪儿签字！”在日方签字以后，麦克阿瑟坐在桌边签署英文版的文书，他用一支钢笔写下了“道格拉斯”，用另一支写下了“麦克”，用第三支写下了“阿瑟”。然后他在签署日文版文书时又表演了同样的小拼字把戏。这样共有6支笔——一支赠予温赖特，一支赠予帕西瓦尔，一支赠予西点军校，一支赠予海军学院，一支赠予国家档案馆，还有一支小小的红色钢笔，笔杆上镌刻着一个镏金的名字：“琼”。

1945年11月，杜鲁门总统为马歇尔举行了告别仪式。仪式结束后，总统保证说：“将军，你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会在你退休以后再来打扰你的；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杜鲁门总统食言了。10天后，他给马歇尔打了电话：“将军，你愿意为我到中国跑一趟吗？”……1947年1月，他出任国务卿，6月提出“欧洲复兴计划”，人称“马歇尔计划”。

“二战”期间，雅斯贝尔斯“体验到了在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中失掉法律保障的滋味”。在纳粹铁蹄下的他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生活，他和妻子随时都有被屠戮的可能。由此，他产生了“世界公民”的设想：“首先作为一个人，然后在这个背景下才从属于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我多么渴望有一个在国家之上、人们得以最后向之求助的法庭，一项能给被他的国家不顾法律加以蹂躏的个人以合法帮助的法律！”

1946年初，丘吉尔由杜鲁门总统亲自陪同，来到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演说。他对“东欧传统的暴政”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铁幕”的说法：“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坐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苏联方面反应强烈，斯大林说，丘吉尔“现在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

1947年7月18日，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确认英国撤离印度，承认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获得独立。英国议会从未如此迅速地起草并通过这样重要的文件。在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内，上下两院完成起草、辩论和投票表决有关文件的全部工作。有人说，辩论气氛之庄严和谨慎，“足以可与这一重大事件本身相比”。

吉田茂在政治上很保守，但机智而果敢。他极力抵制过让日本陷入战争的军界派系的崛起。在战争期间，他过着一种精神流放的生活，不参与朝政，不为其国家所犯下的罪行所玷污。他个子不高，身体圆胖，充满活力，有时他被称为袖珍丘吉尔。他乐于接受这类赞扬，对此他总是高兴地附和道：“是的，但这一个是日本造。”

1956年，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莫斯科。苏联外长谢皮洛夫问他：为什么伊朗加入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国王不客气地说：“我提醒好客的主人们，俄罗斯人在几个世纪里一直不停地企图通过伊朗向南推进，多次占领我国……”谢皮洛夫回答：“我们不承担在我们领导国家之前所发生事情的责任。”

随着弗朗哥在1936年的得势，卡萨尔斯自行流放，在离开西班牙边境大约40英里的法国普拉德斯一直居住到1956年。由于美国承认弗朗哥，1958年前，他一直拒绝访问美国。他移居波多黎各时说：“我很爱美国，但作为弗朗哥西班牙的难民，我不能宽恕美国对独裁者的支持，这个独裁者站在美国的敌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边。没有美国的帮助，弗朗哥政权肯定会垮台。”

卢斯的一生都在鼓吹“美国世纪”，他宣称美国应当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并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