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第二十四（第2/3页）

爱因斯坦曾拒绝承认“测不准原理”，冯·卡门教授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您不相信测不准原理呢？您年轻时就消除了绝对时间这样一个大偏见。现在提出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也是个青年，他消除另一个偏见——过程确定的唯一性，而您反而不赞成了，这是否表明您年事已高了呢？”爱因斯坦回答说：“并非如此。亲爱的卡门，以前我就说过，我绝不相信仁慈的上帝会用掷骰子来统治世界。”

法国作家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的私生活相当“糜烂”，一生结婚三次，不仅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还喜欢三人，尤其喜欢年轻人。前夫的儿子16岁时，她亲自进行情感教育和性启蒙，面对他人的责难，她傲慢地回答：“年龄的差别我不在乎，蠢人的意见我也不在乎。”

1954年富特文格勒去世后，柏林爱乐乐团陷入困境，当时该团即将赴美国巡回演出。卡拉扬正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指挥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在接到柏林爱乐乐团的邀请之后，他说：“我可以来美国指挥巡演，但是我必须是富特文格勒的继承人，而不是他的替代者，这一点必须明确。”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评论基督教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出戏能比这伟大，这些少数的基督徒连遭数位皇帝压迫、轻蔑，不屈不挠地忍受所有的考验，默默地添加人数，当地人混乱时，他们却在内部建立起秩序，以言辞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恺撒与基督在斗技场上对势，胜利终属于基督。”

据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说过一句话：“我学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的骗。”

缪尔达尔曾与哈耶克共同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先是接受了该项奖，后来又后悔自己接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这种评选活动具有政治意义，应被视作“政治奖”。他这样看待那次获奖：“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我们，一位持自由的或激进的政治观点，另一位却持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政治观点，这是为了在政治上以示公正而作的一种平衡。”

毛姆决定去写小说。古巴的哈瓦那雪茄公司了解毛姆的才情和生活的困窘，提议请他写5个短篇故事，每篇长200字，均以雪茄的烟味为主题，报酬也相当丰厚。虽然毛姆是无名之辈，这笔钱相当诱人，但他仍克制了自己，他告诉对方说：“我所有的仕女朋友们都告诉我说，贞操是颗无价的珍珠，我相信你们知道，即使是我，价也是很高的。”

美国石油大亨保罗·格蒂曾经是个大烟鬼，烟抽得很凶。有一次，他在一个小城的旅馆过夜时，突然想抽一支烟，搜寻半天，毫无所获。当他穿好了出门的衣服，在伸手去拿雨衣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他问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格蒂站在那儿寻思，一个所谓知识分子，而且相当成功的商人，竟要在三更半夜离开旅馆，冒着大雨走过几条街，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支烟。……从此以后，保罗·格蒂再也没有拿过香烟。

歌唱家卡拉斯后来提到自己的童年时说：“只有我歌唱时，才会感觉到被爱。”11岁时她听了纽约大都会剧院女主角丽莉·庞斯演唱后想：“总有一天，我要成为比她还有名的歌星。”

在肯尼迪遇刺身亡的一周内，杰奎琳收到了10万封信。人们赞扬她的勇气，她自问：“他们到底想要我怎样活下去呢？”她不愿意人们对她今后的生活指手画脚，她信奉并身体力行的是：“我生来并非是为了支配别人或是忍辱负重。我的生活只关我自己的事。”

李普曼有一次去苏联采访赫鲁晓夫。他在头等舱里刚刚坐定，机长就递过来一份苏联大使发来的便笺。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他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这不可能。”李普曼龙飞凤舞地在便笺上批上这句话，他们欧洲之行的计划已定，他要么如期到达苏联，要么根本不去。第二天早晨，赫鲁晓夫主席传话过来，他将如期接见他们。

克里斯蒂出任花花公子企业集团公司总裁，休·海夫纳对公司内外的种种议论和疑问都不屑一顾，他对自己的女儿充满了信心，坦然地对人们说：“克里斯蒂精明强干，办事周到，这些年工作中表现出色，我相信她。我创办《花花公子》杂志时，也不过才27岁。”

海明威说过：“人不是生来被击败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击败。”他自己一直在验证这一点。

据说，卓别林具有一种绝不承认失败的自我中心意识。有一次，他告诫他的儿子小查尔斯说：“你必须相信自己，这就是成功的奥秘，我硕果累累是因为我完全相信自己。”卓别林回忆说，甚至还是一个伦敦穷孩子的时候，“我就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

拳王阿里曾说：“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人。我要像我愿意的那样自由思考。”

阿以战争爆发后，梅厄夫人半夜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他的助手说现在是晚上，等到明天早晨再打来，梅厄夫人说：“我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今天就需要帮助，因为等到明天就太迟了，我要亲自微服出行，飞来与尼克松会面，我要越快越好。”

据说毕加索对人生一度绝望，在吉洛特·加龙省小姐的记忆中，他总是说：“唉，我真感到绝望。我真要绝望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非要起床。我为什么非要画画？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活着？像我这样的生活难以让人忍受。”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名言：“数学是人类心灵的神圣疯癫，是对咄咄逼人的世事的一种逃避。”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度过短暂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曾对奥斯威辛与诗歌的关系说：“奥斯威辛之后只能写奥斯威辛的诗。”阿多诺后来回收了他那句格言，他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

在撒切尔夫人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不久，有一天，她从公文包里取出哈耶克所著的《自由秩序原理》，高举这本书让大家看看。“这本书，”她坚定地说道，“就是我们所信仰的。”

安德罗波夫病重时，有人建议请西方名医会诊。安德罗波夫说：“我们一直说我们的制度优越，现在最高领导人生病，反倒要求助于西方医师，我宁死也不干。”

斯蒂芬·霍金从剑桥大学学院的方形楼梯上跌下来时问自己：“我是谁？”几十年间，霍金不断地重复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肌肉萎缩侧面硬化病使他丧失了语言和行动的能力，但是他不仅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活了下来，他曾说：“心，乃是你动用的天地，你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亦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