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染第二十三

帕斯捷尔纳克4岁时，有一天列夫·托尔斯泰来他家做客。从这一天起，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记得自己头脑中“再没有大的空白和记忆模糊”。

斯特林堡生前被人描绘成“怪人”和“疯子”，在他死后，瑞典人将他视为一个扰人灵魂的朋友。有人说：“如果你是瑞典人的话，斯特林堡就生活在你的内心，并且时不时激怒你。他的极端，实际上是在追问人生的本质问题。一旦你被他的病毒感染，他就会一辈子跟着你，缠绕着你。”

“一战”后，德国军队建设受到极大限制，整个社会充满怀念昔日有强大军队的日子。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说：“我没有其他打算，我只想集中自己的全部智慧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德国重新获得一个总参谋部。”

1915年杜尚为了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到美国，那时他28岁。美国把他视为欧洲重要的现代艺术家，但他留在了美国。“在欧洲，”杜尚说，“年轻人总像是老一代的孙子，雨果、莎士比亚，或者其他人，甚至立体主义也喜欢他们是普桑的孙子。欧洲人真要动手做一点事，传统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摧毁的。在美国就不同了，这里谁都不是莎士比亚的孙子，这里的人互不干涉，你爱干啥就干啥。”杜尚最具革命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美国完成的。

图哈切夫斯基21岁时从军校毕业，成为沙皇俄国军队的士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在一次和德军作战时被俘虏。图氏在战俘营里看到一篇列宁的文章，看后大受震动：“列宁了不起！”这位旧军官立志加入红色阵营，跟着列宁闹革命。

西贝柳斯年轻时就对普通的功课不感兴趣。上课时，他时常是心不在焉地回答问题，对此，老师总是叹一口气说：“哎呀，西贝柳斯又跑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了。”他不仅能听到，也能看到一部作品所呈现的万花筒般的风格和美的形象。西贝柳斯说过，每一个音调都有一种色调：“Ａ大调是蓝色的，Ｃ大调是红色的，Ｆ大调是绿色的，Ｄ大调是黄色的。”

当卡夫卡看到由于安全设施不足而致残的工人时，他受到感染，社会意识得到极大的激发。“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有一次他对一个朋友说，眼睛瞪得溜圆，“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请求。他们没有冲进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烂，却跑来请求。”

列宁跟蔡特金进行过一次有关“性问题”的长谈。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流行一种思潮，即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列宁指出：“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的。”

希特勒认为，“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群众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因此，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都要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说：“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希特勒曾对瓦格纳夫人说：在维也纳的街头，我忍受过常人所不能忍受的饥饿和痛苦；在西线的战壕里，我面对过常人所不敢面对的杀戮和死亡；我蒙受过耻辱和失败的鞭策，经历过血与火的试炼，这些付出绝不是为了能够和那些养尊处优、大腹便便、胆小无能的劣等低能的家伙们浪费口水，而是要将他们连根带叶毫不留情地统统打倒，只有这样，德意志才能恢复她圣洁的光荣，她的人民才能重新沐浴自由。

史怀哲年幼时曾看过一个非洲人的人头雕像，这给他留下了长远的影响。他说：“他脸上那忧伤而若有所思的神情，好像是在和我诉说黑暗大陆的悲痛。”

1929年春天，伽莫夫回国了。在国内，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用当时报纸的话来说：“一个工人阶级的儿子解释了世界最微小的结构：原子的核。”“一个苏联学生向西方表明，俄国的土壤能够孕育出自己的才智机敏的牛顿们。”《真理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一首打油诗：“人说苏联尽出傻子，有个家伙叫伽莫夫的确就在这里，这个工人阶级的笨儿子，竟然追上原子把它当球踢。……”

1929年，13岁的梅纽因首次在德国担任音乐会指挥。事后，爱因斯坦走到后台激动地拥抱他，发出感叹：“现在我知道天堂里有上帝了。”

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分裂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当时的德、意政府由于力量弱小而无法解决上述问题，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张则成功地做到了这些。墨索里尼的口号：“我们将使街道安全，火车正点。”他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迪亚是西班牙的一座小镇，整个小镇以镇上的一座古老的教堂为中心，教堂旁边就是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墓地。如果没有格雷夫斯，迪亚或许就和马略卡岛上其他给百万富翁们度假的小镇没什么区别，格雷夫斯朋友的一句话改变了这一切，她告诉他：“如果你站在这儿，就会感觉这是天堂。”于是1932年格雷夫斯携情人首次来到了迪亚，十几年后在此定居，迪亚就从一个富人度假的田园小镇变成了外国文人进行艺术交流的中心。

在一个美丽的秋天的日子，戈达德·罗伯特正坐在他家屋后的一棵树下读英国作家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星际大战：火星人入侵地球》。他后来回忆说：“当我仰望东方的天空时，我突然想，如果我们能够做个飞行器飞向火星，那该有多好！我幻想着有这么个小玩意儿可以从地上腾空而起，飞向蓝天。从那时起，我像变了个人，定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曾在1927年给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约瑟夫·萨尔，于1938年逃出纳粹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在这里问过一位老人这样一个问题：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内容毫无所知的人为什么如此仰慕爱因斯坦呢？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从30年代到40年代，伊夫林·沃写作两种稿子：“为钱而写”的是报刊文章，“为智识阶级而写”的是小说。他自嘲说：“你必须把一半精力花在为报纸写稿上头，编辑要这些稿子因为有人买你的书，人们买你的书因为他们在报纸上读到你的文章。”

“二战”前的英法国民都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来临。爱德华·达拉第跟张伯伦一起参加了慕尼黑谈判，当他回到巴黎时，看到大批迎接他的人群，以为是谴责他的。当得知人们都是来欢迎他时，达拉第对狂热欢呼他的人群嘀咕道：“一群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