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苦涩的面包（第3/6页）

随后，北方叛乱爆发。叛乱失败后，新一波流亡者到来，比起前辈，他们要更加愤恨和绝望。他们见证了为宗教冲突而流的第一滴血，当绞刑和充公在北方愈演愈烈时，他们甚至变得更加怒不可遏。尽管他们之中的多数选择待在尼德兰，但是其他人还是高喊着复仇的口号，为了寻觅良机涌向巴黎、马德里和罗马。只有罗马听取了他们的呼吁。腓力国王心中尚有其他挂碍：永不安分的尼德兰人、反叛的摩尔人、胆敢在他的海上横行的土耳其海军，无不令他分神。他也曾遭到英国人的严重挑衅，但眼下他几乎愿意以任何代价换取与不列颠之间的和平。倘使法国能够结束他们的国内宗教战争，他们可能会比西班牙更愿意攻打英格兰，可惜事实并不如愿。虽然只有英国人在聆听，教皇庇护五世还是在 1570 年 2 月 25 日颁布了谕令《至上统治》，宣布伊丽莎白女王为异端，是真正信仰的迫害者，将之革除教籍。此外，庇护五世还行使了一项罗马教廷历来宣称拥有但经常有名无实的权力，他剥夺了伊丽莎白“对于王位的虚假所有权”，取消了人民对她的效忠宣誓，命令所有人从此以后不得遵守她的法律和命令，违者将同样以革出教门论处。

这份谕令仅仅使一项业已紧张的事态更加严重。“我理应坚信教会的原则，而非议会的法令。”一位天主教流亡者曾经向伯利勋爵阐释了一种温和的立场。但是，对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来说，如此行事意味着要选择遵从国际权威，而非本国法律。各国政府因而纷纷否定这项谕令，尼德兰的腓力政府、法国的瓦卢瓦政府、英格兰的都铎政府都将这些人斥为叛国者和造反分子，并采取相应手段予以打压。但在 16 世纪，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有很多人随时做好了准备，愿意在良心驱使下以任何方式捍卫自己的信仰，包括密谋和武装反抗。庇护五世的谕令似乎正是要号召英国的天主教徒走上这条道路。

教皇的谕令必定从一开始就对威廉·艾伦产生了影响。他在信中经常把英国称为自己“迷失的祖国”，我们并不清楚这份谕令是何时让他得出结论，认为这指明了救赎的唯一道路。到 1575 年，他已深深卷入了一起密谋，试图以武力拯救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并将那位在他眼中逐渐沦为僭主和篡位者的女人赶下王位。当他的朋友尼古拉斯·桑德尔⑪ 在 1577 年来信声称“基督教世界的形势将依赖于一场对英格兰的勇敢袭击”时，我们可以确定，他对此表示了认同。而在桑德尔赶赴爱尔兰起事并命丧他乡之后，艾伦更成了英国流亡者的主要发言人，现在他们都在高声呼唤一场针对伊丽莎白的境外干涉。

在接过桑德尔重担的第一个十年，艾伦屡屡失望。各种言之凿凿的谋划、确定无疑的新十字军远征，一起接一起地无果而终。“如果这一次计划仍然不能顺利实行，”他在 1582 年写道，“我的生命将永远充满苦涩。”几个月后，这场精心安排的计划化为泡影，可他只是耐心地继续投入到下一轮长达数月的准备工作中，伺机卷土重来。当下一次计划复遭落空时，他已准备好在绝望中放弃政治了，可是就在直诉衷肠的同一封信中，他又再度宣告了新计划的开启。他无时无刻不在争辩、写作，解决实际问题，指导两座学院的管理，安排书籍的付梓和秘密发放，积极参与地下工作的运行，忙着将教士和学生、信使与流亡者送进或送出英格兰。恼怒的政府搜出他的书，付之一炬。但据他估算，仍有数十个题目超过 2 万册的印本在英格兰暗中流传。王室代表在乡间追逐他的教士们，骇人听闻地折磨他们，采用旧式的中世纪下作酷刑，包括绞刑、用马拖拉和大卸四块等⑫ ，来处决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士，又用船将其他人送出国外。但截至 1587 年，艾伦依然自信有超过 300 名教士得以保全性命，他们生活在贵族和主要地方绅士的宅院中，遍布整个王国，保护了信徒们的精神和心灵，敦促后者随时做好准备迎接解放的那一天。

这些还只是初步的胜利而已。关键战役尚未揭幕；旧时的悲伤仍在等待抚慰。艾伦面向平信徒和教士共同阐释了这一点，他这样写道：“仁慈的主，您知道我们时常一起哀悼：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多半余生乃至全部残年不得不在祖国之外的地方侍奉您，而这些侍奉最应献诸祖国，它本应是过往岁月中这些侍奉至为感恩之所；我们哀悼，我们的工作竟只能为陌生人所接受，我们能以生活和侍奉使之合意的竟是陌生人，而非家中至亲。”然而，只要他们秉持信仰，艾伦和同伴的侍奉就永远不可能合乎英格兰的意愿，除非有一位天主教徒荣登王位。

这里还存在另一重焦虑，也是另一个加快行动步伐的理由，所有英国流亡者均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艾伦却感受最深，因为正是他一手促成了当前的局面。从一开始，他便对派往英格兰的神学院学子委以重任，他们负责规劝信众，使之与异端分子保持距离，信众将不得参与国教的仪式，以免犯下致命罪行。艾伦感到，只有这么做，才能保持信众队伍的完整。不过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热诚的天主教徒必须公开自己的信仰，而此时新教徒对北方叛乱、教皇庇护五世的谕令、里多尔菲阴谋⑬ 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仍然记忆犹新，这般行事着实会刺激他们紧绷的神经。

政府的回应乃是更加猛烈的迫害。为此，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 1580 年终于被说动，同意对前任教皇颁布的谕令给予解释，但事态却因此进一步恶化。格里高利十三世表示，在伊丽莎白及其异端教唆者受到诅咒、被革除教籍的同时，根据“情势变迁原则”⑭ ，天主教徒仍旧可以服从她、尊其为女王，而不必害怕自己被革出教门，直到公开执行谕令可以召集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履行反叛的职责为止。结果，天主教徒被允许“在所有国内事务中”宣称永远效忠女王，只要他们心中不忘使命，随时准备在良机闪现之时响应号召，推翻伊丽莎白，就已经足够了。为此伯利勋爵又陷入了恐慌，开始着手罗织新的叛国罪名和律令，这次针对的不是公开的言辞和行为，而是“精神和心灵中隐秘的叛国罪”。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力度竟又再度加强。

面对拷问台和绞刑架，艾伦并不担心缺少慷慨赴死的英国教士。但是新教徒却有一样武器，比绞刑架更加有力。1559 年时，周日缺席教堂礼拜需要交纳 12 便士的罚金。到了 16 世纪 80 年代，罚金已上升到每月 20 镑，由于只有屈指可数的富人才能月复一月地缴纳得起这样一笔庞大的金额，议会竟然出台了相应法案，拖欠罚金的人将被合法没收土地和动产。在艾伦复兴英格兰信仰的历次计划中，他最为依仗的便是信奉天主教的土地贵族。但倘使继续遭受如此严苛的罚金盘剥，大地产所有者这个阶层就将难以继续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庇护五世的谕令越晚执行，那些公开信仰的天主教中坚分子的处境就会越发黑暗和凶险，他们将逐步被贫困和虚弱缠身，与此同时，遭受“分裂者”背叛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这些“分裂者”是指参加国教仪式却对传统信仰报以同情的英国人。艾伦也非常倚重“分裂者”，但他知道，自从他有意割裂心怀同情的这部分人与公开信仰取向的天主教徒的联系以来，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前者与罗马、与罗马的公然追随者之间的纽带已经越来越弱。如果神圣的惩戒迟迟不能来临，英格兰的天主教派也许会衰弱到无力施援的地步，而没有他们的协助，艾伦确信，境外入侵的失败恐将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