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

谁在祸国，谁又是祸根

魏忠贤专权所带来的政治危机都一股脑儿地留给了崇祯朝。帝国的丧钟已经敲响，留给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明朝中期以后，内阁的地位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显得尤为重要。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帝国共有四名大学士。其中除了老病不能正常上朝的丁绍轼外（后病亡），另外三人都是阉党分子。而在合称七卿的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中，阉党就占去了其中的五个席位。

阉党在各地的总督、巡抚中所占的比例要相对少一些。在总共三十名总督、巡抚中，最后因“阉党”获罪的有十三人。相比于中央机构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占有率，阉党对地方权力的把持率相对较低。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阉党对总督、巡抚职位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地方大员的任免调派程序复杂，并不像权力中枢那样见效快，地方权力系统的布局调整需要一个时间差。

尽管如此，魏忠贤还是不断扩张着自己在地方的势力。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阉党已经逐步把持了浙江、江西、宣府、湖广、甘肃、凤阳等六处的巡抚权柄。如果魏忠贤当政的时间能够再久一些的话，估计连西南偏远地区的总督、巡抚位置都有可能被阉党分子逐一拿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整个帝国的权力系统就会被完全阉化。

除了那些居于帝国权力上层的卿相督抚之外，还有更多的阉党成员处于帝国权力系统的枝节部门。在阉党成员中，绝大多数人在集团中充当着马仔的角色，真正有机会与魏忠贤交流意见，并参与制定政策的，也就是集团中的那几个实权派人物。这帮人围绕在魏忠贤的身边，构成了帝国政治体系的核心集团，

阉党的人员组成很复杂，除了宫中的太监、魏忠贤的亲属，以及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头子之外，剩下的就是些文官。为了在帝国权力系统中捞取到现实利益，那些饱读圣贤书的文官们不顾礼义廉耻为魏忠贤鞍前马后。

阉党中的文官三种：一种是在魏忠贤得势前就已经居于高位的官员。这帮人与魏忠贤本无渊源，都是在魏忠贤得势以后才主动投靠的。当时的首辅顾秉谦以政府首脑的身份，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首言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绕着圈子给魏忠贤当干儿子，将士大夫的道德风骨丧失殆尽。

第二种是以徐大化为代表的“邪党”人士。他们同东林党人作对，在政治上一度不得志。魏忠贤的迅速上升及其同东林党人的对立给他们造成了在政治上翻身的天赐良机。天启四年(1624年)末五年初，一大批“邪党”人士加盟阉党，大大加强了阉党的实力。

阉党中的这部分人大都几经宦海沉浮，政治经验丰富，能量巨大。但他们完全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投入魏忠贤的怀抱，到头来也只能充当魏忠贤的帮凶和打手。

大约天启六年中，这部分阉党人物中的一些人同魏忠贤产生了矛盾，有利益上的，也有政策上的。其中有些人被排挤出朝廷，下野为民去了。

第三种人可以说是魏忠贤的嫡系，也就是阉党的生力军。他们的发迹与魏忠贤的发达几乎是同步的，在魏忠贤专权之前，他们只是在帝国的权力系统外围瞎混的小角色。他们投靠阉党只是为了能够在官场上迅速发达起来，并无政治立场意识。

当时有个叫刘志选的官员，此人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进士，虽然资格够老，但是官运实在不济，在宦海里扑腾了三十年才混了个郎中。后来他投靠阉党，在议“三案”等运动中积极表现，总算被提升为顺天府丞（首都的副行政长官）。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同张皇后的矛盾愈发尖锐。魏忠贤让党羽写好了攻讦皇后之父张国纪的奏疏，拉拢官员署名上奏。奏疏中暗示张皇后并非太康伯张国纪的女儿，而是一个死囚的野种。此事干系重大，风险性极高，魏忠贤的死党中竟然无人敢膺此重任。

刘志选这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可是他急于老来上位，竟然不避风险，以自己的名义将攻击张皇后的奏疏递了上去。他于天启六年（1526年）十月上疏弹劾张皇后，第二年初就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

刘志选的做法带有十足的赌博意味，完全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碰运气。

刘志选当时抱着年纪已老，“必先忠贤死”的想法，认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遭到报应。既然是赌博就会有输赢两面，刘志选只风光了短短几个月时间，魏忠贤就垮台了。刘志选不但被列入逆案，而且以“倾摇母后、驱逐戚臣”的罪名被定为死罪，最后落得一个自缢身亡的下场。

为了能够升官，这些人极力钻营，丝毫不顾廉耻。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一类魏忠贤的干儿义孙大多是由这部分人充当的。

“十狗”之一的曹钦程原本是东林党中的小人物，后来东林人士失势，他立即反戈一击，巴结着当上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十孩儿”中有给事中李鲁生和御史李藩两人，他们刚开始依附魏广微。魏广微势衰，则改事大学士冯铨。冯铨失魏忠贤宠，又改事崔呈秀。经过多番周折，才找到一份有前途的职业——当魏忠贤的干儿子。这种随风倒的官员，在当时被人唤作“四姓家奴”。

他们并无政治原则，每一个政治行为都不过是权力场上的钻营手段，随着事态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阉党中有一位特别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贾继春，此人在魏忠贤得势时跟得很紧，可这边魏忠贤刚刚失势，他第一个就将攻击阉党的奏折递了上去。初定逆案的时候，这个人却成了漏网之鱼，原因是他在权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多面性，迷惑了办案人员。崇祯帝坚持把他归入了阉党，而且说他是“唯反复，故为真小人”。

阉党中的这三种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他们加入阉党的动机也是各有不同。

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投靠魏忠贤只是一种政治投机。说白了，他们这么干就是为了能够在官场上捞取更多的现实利益。他们也清楚，这是一项极具道德风险的政治投资。在明代及前朝都有史可鉴，官员依附宦官虽然能一时荣华，却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

明知这是一场飞蛾扑火的游戏，可他们难以摆脱眼前利益的诱惑；明知扑上去会灰飞烟灭，可还是要走这一条路。既然这是一项高成本运行的权力游戏，等到他们一旦握有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几人会考虑国势衰微？几个人会考虑到帝国政局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