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

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的清晨，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寝宫向皇极殿快步走去。按照大明王朝的惯例，他将在这一天接受臣子们的新年朝贺。当朱由检迈步走进殿门时，他才发现偌大的宫殿里空荡荡，竟然没有一个前来朝贺的臣子。

早已过了朝贺的时间，崇祯皇帝朱由检犹如一尊泥塑的菩萨，高高地端坐在龙椅上，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大臣们，等待着那些“国之栋梁”们来给他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做新年朝贺。时间一分一秒地滑过，朱由检在这一刻才算是真正地体验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

新年朝贺，满朝文武大臣竟然一个都没有出现，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不知道是大小官员们沉溺于新年的氛围不愿前来，还是全然没把给皇帝拜年当回事。又或者是人人都以为自己只是皇帝眼里的小角色，多一个或少一个，皇帝都不会在意。

不管有着怎样的原因，朝贺时一个官员都没有到场，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要知道朱由检不仅是明朝最为勤政的一位皇帝，就是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他也应该是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和他的父亲、哥哥不同，崇祯皇帝对党争和宦官专权都是极为反感的。对于一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十分勤政的帝王来说，真的不应该苛求过多。可是面对一个亡国之君，历史真的不应该去苛责吗？

朕非亡国之君

难道帝国文官真的有毒？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些拥戴过崇祯的文官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冤的群体。有人说崇祯皇帝天生就是文官的克星，其实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因为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有的爱恨皆有果有因。

年轻的皇帝对待文官，就像是在翻版有情男女的交往史。双方在刚交往的时候，对未知的生活都抱有美好的幻想。可是等到庸常的日子消磨了激情，涌动的暗流就会浮出水面。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之后，崇祯皇帝所面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拨乱反正、推行新政。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变革，抑制魏忠贤的余党，重新起用清流。这是稳定全国、平伏人心最重要的一项举措。

崇祯皇帝的起点其实并不低，也做得有板有眼。定阉党的“逆案”确实惩治了很多魏阉遗党，而随后被他重用的洪承畴、杨嗣昌、徐光启、袁崇焕这么一帮人，也确实都是治世的能臣。可是这种雷厉风行、英明果断的治国状态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崇祯皇帝很快就发现帝国文官是最不容易搞定的一群人。不到三年的时间，少年皇帝朱由检就从最初的雄心万丈变得焦头烂额，而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在用人制度上自乱阵脚。

崇祯皇帝和他的祖辈们并无本质的区别，尤其是在和文官打交道的过程中，那种既倚仗又厌恶的情绪始终困扰着他。刚接手政权的他在很多方面急于求成，对有才能的人也愿意委以重任。可是还没等屁股下面的皇位焐热，他就开始忧虑官员们抱团结党，反过来分肥自己的皇权。尤其是对那些和自己意见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始终心存褊狭之念与防备之心。这种矛盾的情绪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生涯。

初登大宝的朱由检信心满满,他相信凭着自己的才智和胆识，完全能够摆平帝国内政，重振大明江山。可是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对于一个和时间赛跑的帝王来说，朱由检需要做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牢牢抓住帝国的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一把手。

崇祯皇帝上台之后，为了尽快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他从前朝帝王那里活学活用了“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治国方略。此一时彼一时，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的官僚体制造成了庞大的耗费，使得任何具有“慈悲情怀”的政策在转眼之间就被具体执行者变为“苛政”。原本用来灭火的治国方略，结果却引得火上浇油。

面对帝国上下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艰难境况，崇祯皇帝不止一次地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对于国计民生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朱由检在位期间先后六次向天下臣民颁布“罪己诏”。皇帝颁布“罪己诏”等于是在向天下臣民做检查。普通人犯错误都不愿意低头认错，何况是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崇祯这样一个“刚愎自用、殚精竭虑、乾纲独断、励精图治的中兴之君”（崇祯皇帝自诩）。但是，朱由检不仅做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还成为中国历史上颁布罪己诏最多的皇帝之一。

比如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崇祯颁布“罪己诏”，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帝王的“罪己诏”折射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某些特点。国家危难,帝王“罪己”，借此消除民怨。诚然，“罪己诏”有欺骗性的一面，但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诚的忏悔。崇祯这么做，折射出帝国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已经来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然一国之君何至于此？

崇祯皇帝颁布罪己诏，以图消弭天怒人怨，挽回世道人心，挽救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可是现代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变迁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让自己的臣民富裕和强大到能够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因此那些打着“仁政”旗号的政治蓝图终究不过是摆出来的花架子，画饼充饥而已。

当然，对于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男主角，崇祯皇帝的表演并没有让他的臣民们失望。他通过一系列的雷霆手段展现了一个演技派皇帝的实力。他先是以令人钦佩的魄力，诛灭了把持朝政的魏忠贤，同时又罢免了一大批阉党分子的官职，起用了一批官员到中央权力机构任职，牢牢地将权力抓在手中。

对于一个政治新人来说，这份答卷算是接近完美的，当然这也是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最为耀眼的时刻。事与愿违，帝国的人事调整并没有给大明王朝带来任何复苏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相反，各地平民的反抗运动愈演愈烈，对后金的战争也是节节败退，权力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也没有随着魏忠贤集团的败亡而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