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杀熟”是历史转型的死结（第2/4页）

我们在这里只看到了韩信的下场，却没有好好计算其中的利害关系。

首先是韩信虽然没有亮剑，却要挟刘邦封王。客观地说，韩信打个报告要求刘邦论功行赏也不为过。但是他选择的时机实在是大有问题，也就是说韩信是在正确时间做了一件完全不着调的事。他在刘邦困在荥阳陷入危局的情况下，要挟刘邦封王。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肯定是要被刘邦记恨的。刘邦让他带兵合击项羽，他却讨价还价要刘邦封他“假王”。那意思就是说，你不封王，我就不帮你打项羽。刘邦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皇家权力的底线不容随意践踏。刘邦的底线就是异性不能为王，所有破坏正式权力系统的行为都是杀人的利器。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如果一味纵容韩信就太不正常了，当项羽这个利益竞争者一死，刘邦就毫不犹豫地收回了韩信的兵权，将其封为楚王。

这时候的韩信还是应该满足的，毕竟刘邦还是给他封了一个王，虽然名不副实。凭着韩信的智慧，他应该对刘邦有所提防，可在权力争锋的舞台上，一个疏忽就会导致满盘皆输。随着时间的推移，韩信的判断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功劳是完全配得上一个王位的，自己没有在楚汉相争的生死时刻插上一脚，就是送给刘邦最好的礼物。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拿刘邦与朱元璋做比较，同样是草根出身的开国君主，同样面临着开国功臣如何处理的历史难题。但两个人绝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刘邦出手洗牌，是因为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号角已经吹响，他的做法有权力自保的意思在里面。而朱元璋的血腥屠杀，则完全是为了屠杀而屠杀，为皇权的接班人扫清障碍，是毫无根据的因疑而杀。

功臣问题是所有的开国皇帝都要去认真研究的课题，因为皇帝手中的权力价值，不应该由他一个人独享，而应该作为权力股份，让那些功臣们共同参与分肥。因为当初大伙都是提着脑袋跟你玩命干的，如今江山打下来，你却要“卸磨杀驴”。刚建国时，皇帝与功臣有一段蜜月期，在蜜月期里也有富贵共享的美好时光。可时间不长，双方感情就破裂了，刚派发下去的免死铁券还闪着光亮，可这份光亮也救不了功臣的命。曾经共过患难的兄弟，却成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对手。

刘皇帝和朱皇帝将权力的刀锋指向了功臣，倒在刘邦剑下的除了韩信，还有臧荼、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朱元璋更是异常生猛，几乎将开国功臣一网打尽。

如果我们将一个王朝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开国皇帝和功臣们就是公司的创建者。创业阶段，你不是皇帝，我不是大臣；你是大哥，我是小弟。有福一同享，有苦一块吃。

直到有一天，公司上市了，做大做强了。作为董事长和CEO的皇帝通过封赏功臣来确保功臣们作为股东永久拥有公司的原始股，共同享有公司的红利，且不会被剥夺，通常以世袭爵位和丹书铁券的形式保证。可是刘邦和朱元璋在公司创立后就撕毁了与功臣们的契约，杀戮功臣以剥夺他们作为股东的权利。赵匡胤的做法与刘、朱二位截然不同，他只是剥夺了功臣们的军权，同时给予他们丰厚的物质赏赐和崇高的政治地位，并通过互相结为姻亲的方式巩固、加强彼此的私人关系。

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开国功臣还与赵宋皇家结为姻亲，他们的子孙也享受到了由权力分肥所带来的利益。

皇帝和功臣由于权力分肥破坏了权力系统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素被正式权力控制到了最低程度。只有将私人情感因素控制到最低状态，专制权力才能达到最高状态。皇帝和功臣这对痛并快乐的冤家完全处于一种“囚徒困境”的空间。皇帝和功臣就好像被隔离的囚徒，作为弈中的两个博弈方，他们的目标都是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皇帝担心在权力分红中，功臣手中拥有的权力危及到皇权；而功臣又怕皇帝翻脸不认人而攥紧权柄不肯放手，这种互相设防，互不信任的状态，只会逼得皇帝痛下杀手。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是非常高明的方法，一般人还真玩不了。赵匡胤用高官厚禄将功臣们手中的军权赎买过来，这样也就等于换取了功臣危及皇权的权力。说到底，皇权对功臣的忌讳无非是他们手中的军权，一旦功臣们心甘情愿地交出军权，他们也就双双走出了这种权力的困境。

“杯酒释兵权”虽然是解决皇帝和功臣的最佳方法，但并不适合所有的皇帝。要做到双方皆大欢喜，作为强势方的皇帝要有宽广的胸襟，用人识人的才能，诚实守信的作风和玩转权力的智慧，才能率先打破这种权力困境。

皇帝与功臣的“分离定律”

“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都难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直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作为局中之人越挣扎，没顶的概率也就越大。每个朝代都无可幸免地迎头撞上，所以这应该与皇帝的个人素质无关，而是权力通道出了问题，造成一种习惯性的堵塞。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两者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皇帝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皇帝派发高薪给功臣们，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皇帝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皇帝的底线，就是这些功臣们不要动不动就造反。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行业。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将功臣造反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这是一种很要命的逻辑，因为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宋太宗赵光义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国家来说，面对的不是外患，就是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因为无形则让人无从察觉。

这句话也同样道出了皇帝在处理与功臣关系时的那种无奈：那些有反骨的功臣没有把大大的反字刻在脑门上，那些忠心不二的功臣也没有办法来鉴别。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如果皇帝和功臣们能够掌握一种密码，我们姑且把这种密码称之为权力分离码。这种权力分离码能够让皇帝破译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而且不会混同。这样的话，这道权力困惑的难题或可解决。可这只是设想，却无法付诸实施。更何况帝王的权力操守也因人而异，就算有这种权力分离码，他们也未必会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