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杀熟”是历史转型的死结（第3/4页）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洪武年间那场血雨腥风，也就是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

由于开国功臣的权力特殊性，造成了明朝建国初期权力系统的一种三权分肥的现象，也就是相权、将权、皇权的权力分肥制。对于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朱元璋来说，这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他无法接受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有的是手段，多的是权谋。如果自己不出手制服，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朱元璋决定先拿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太子朱标劝阻父亲“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很生气，扔给他一根荆棘枝，让他捡起来。朱标怕刺扎手不敢拿。朱元璋冷冷地说：“我这是在替你拔刺啊！”

抱着为子孙拔刺的朱元璋将诛杀功臣的行动推向极致，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不依不饶拿他大作文章，将他的罪行逐步升级，不断扩张打击面。胡惟庸的罪状被定性为“通倭通虏”，也就是投敌卖国。在任何时代，卖国贼都是全民公敌，死不足惜。

胡惟庸的被杀算不得冤假错案，有自取灭亡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因为一个胡惟庸，将大批无辜的开国功臣卷进来，这是令人发指的。胡惟庸案是朱元璋传递的一个信号，他要没收相权，重整一个崭新的权力系统。既然杀戮已开，杀一个也是杀，杀一万个也是杀。朱元璋索性将所有怀疑对象都冠上“胡党”的罪名，一网打尽了。

有人评论“胡案”，“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这句话道破了皇帝与功臣之间的那点猫腻。

蓝王党案也是同样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战场上的一员猛将，曾经立下赫赫战功，有常胜将军的美誉。洪武二十年（1387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随着权力筹码的不断增加，蓝玉变得骄狂傲慢。而与此同时，朱元璋也正将另外一张大网悄然张开，网中之鱼犹未察知。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注定又将是不平淡的一年。随着胡惟庸的倒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这个沿用了千年的官职，也将相权直接收归中央。昔日的三权分肥，成了皇权和将权的直接对视。当朱元璋将目光锁定在蓝玉那张骄狂的脸上，有人嗅到了不祥的气息。锦衣卫指挥蒋献在朱元璋面前诬告蓝玉有“谋反”之意，功臣谋反，这是朱元璋心头最为在乎，也最为难解的一道死结。一个无中生有的罪名，一通有模有样的审问。最后的结果让整个帝国为之战栗，“蓝玉案”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是继胡惟庸案之后又一场腥风血雨。此案让大明王朝的开国将领所剩无几，将权受到重创。随着相权和将权的相继沉陷，朱元璋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治家，大明王朝也由此翻开了君主集权的一页。

我们可以从朱元璋让御用文人写的《逆臣录》中看出，那些被诛杀的功臣们都是死得稀里糊涂，摊派在他们头上的罪状根本经不起推敲，稍一推敲就破绽百出。按照书里记载，一个叫蒋富的人供述，蓝玉领兵回来，请朋友们喝酒，这个叫蒋富的人也在列。也正是因为这次酒宴，蓝玉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我跟你说个事。我有心想谋反，你回头来帮帮我，事成之后共享富贵。而这个蒋富只是蓝玉家的打渔网户，能不能摊上与蓝玉一起喝酒，都是个谜啊！

另有一名叫张仁孙同样供述，蓝玉出征回来，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人准备好武器等候自己的号令。这个张仁孙只是乡里的染匠。造反这么重大的事，一代名将蓝玉的表现却如此业余，与他的“常胜将军”威名不相吻合。

借用一套经济学里理论来分析权力成本和收益，造反之类的事对于权力成本和收益来说都是最高的，当皇帝的收益就不用多说了。总之，与当皇帝的收益相比较，任何权力成本都会相形见绌。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也就难保不让人怦然心动。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和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

作为朱元璋来说，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动用手中的皇权来加大处罚的力度，比如动用灭九族、凌迟等超出人类承受极限的手段来提高造反者的入市成本。这样一来，那些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就会选择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造反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但话又说回来，当皇帝的权力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免蠢蠢欲动。在皇帝的眼里看来，那些曾经跟他出生入死的功臣，个个都是风险爱好者，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在朱元璋看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蓝玉这些以冒险为乐趣的功臣们来说丝毫不起作用。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队伍，确保自己的江山永固。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血腥的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生就有罪，谁让他们拥有造反能力呢。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防功臣都像防贼一样。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新朝建立不久，他就申请告老还乡。自己退休还不算，他还顾虑到儿子朱同将来也难保平安无事，就特地向朱元璋请求赏赐“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