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第2/4页）

山东地区的知名文人杜仁杰，朝廷多次征他做官都被他婉言拒绝，他的辞官理由是：只要赶上好年景，干什么都没有当一个庄稼汉快乐。维族人贯云石，曾经干过地市级的军分区司令员，还在京城当过高级文官，后来也称病跑到江南隐居起来。他说：人在官场祸福难料，不如过自得其乐的生活，来得安逸。蒙古贵族孛罗，曾经是一名御史，也放弃功名，混迹乡间。他对自己的为官生涯这样总结：黄鸡白酒好滋味，不再巡案惩奸猾。

士人无心眷恋纷纷扰扰的官场，将自己的身心放逐山水之中，归隐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封建官场的淘汰规则是污吏驱逐良吏，一旦正直的官员的生存状态处于边缘状态，便轮到那些奸猾小人在舞台上群魔乱舞了。至少，素质低下的庸官可以得过且过，安享俸禄。整个元朝的国家机器锈迹斑斑，权力结构受到了来自士人集团的强烈冲击。

士人大多都是志向远大、矜持清高之辈，他们对现实政治往往抱有积极进取的态度，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所培育出来的官员典范。但如果他们生不逢时，官场腐化的事实将会使他们的生存空间遭到致命的挤压，而在奋力反抗而又无能为力后不得不走向另一极端—归隐，索性眼不见心不烦。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士人的“独清几率”究竟能有多大？如果让一个“清者”陷入无数“浊者”和潜规则的重重包围之中，他还能将这个“清”字招牌死扛多久？他能够坚持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清流者的逆向法则

在古代官场中有所谓的“逆淘汰”法则或精英淘汰法则，就是指在那些有真材实料和道德操守的官员，往往会在现实中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当官员中的优秀分子被淘汰出局后，那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

排列古往今来的官场精英人物，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海瑞。连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都认为海瑞是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一个古怪就把海大人直接推到了官员的另类人群中去了。

在明代官场之上也有所谓的“清流”，其组成人员是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言官。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朝廷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然后邀请了一些名人学士在其间讲学，在讲学之余，他们往往会对万历年间的时政和权力集团的首脑人物展开点评，他们的言论被称为清议。这种紧扣时政的讲学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时之间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参与到活动中来，这些人以东林书院的东林派为核心，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这些人既不肯与官场的邪恶势力水乳交融，也没有勇气革故鼎新。当然他们也希望化纸上谈兵为点石成金，但始终找不到一个释放的出口。在他们眼中看来，个人名气要比朝廷社稷来得更为实惠。他们认为，只有自己先立好身、立好言，才有资格去为官家效力。

在野的“清流”少了权力枷锁的束缚，自然可以做到身心解放。但那些置身于官场中的“清流”，他们的境遇只能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了。

明朝重臣张居正在对待那些“清流”下属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张居正认为，天下之贤，天下用之。他从来不用言官，也不喜欢官场上所谓的“清流”人士。

汪伯昆和张居正是同年，同年就是在科举考试中跟自己同时打进排行榜的人，是在同一年同一科高中的哥们。同年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是最铁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的同学，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

汪伯昆在湖北当过几年巡抚，一直是地方行政大员。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就把老同学从地方调到北京当了兵部左侍郎。汪伯昆走马上任以后，张居正就交给老同学一项任务，让他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汪伯昆巡边的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赫赫有名的戚继光，此人也是张居正的朋党成员。汪伯昆到了蓟辽之后，既不去听汇报、也不与当地的负责人交流工作事宜，却跑去和当地的文人学士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知道后对老同学十二分地不满意，原以为老同学会拿自己交代的事当回事，不了却被放了鸽子。

汪伯昆返回北京后，给万历皇帝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只批了八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就是兰花芝草，都是好花好草，可偏偏生错了地方。既然长错了地方，那就要毫不客气地铲掉。你汪伯昆既然想当一个优秀的诗人，那就应该到诗歌协会去，兵部是研究军事的地方，不是文人吟诗作赋的地方。汪伯昆这个“清流”官员就这样被自己的老同学罢了官职。

在张居正看来，像老同学汪伯昆那样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说话水平像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清流言官，不过是官场上好议论、好争斗的无聊文人，办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居正是一个官场实用主义者，他用人只看中两点，一是真正是有才之人，二是会做事之人。他宁用稳重之人，也不要那些过于极端的所谓人才。因此，张居正当朝十年，对于那些开书院，以及借书院讲学之名，而有事没事言议论朝政的所谓清流，非常反感，他曾经有过封杀书院抄了清流人士老巢的举动。清谈误国，说的比唱的都要好听，还要我们这些实干家做什么？

张居正最为世人所诟病的地方，就是他打死不用海瑞这样连肉都舍不得吃的大清官。《明史》称：“居正惮瑞峭直。”就是说张居正这样的高层领导也害怕下属里面有海瑞这样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他认为像海瑞这样敢抬着棺材与嘉靖皇帝理论之人，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连皇帝老儿都敢不给面子，就别说大臣们了。

在张居正看来，海瑞这种清官做事太极端了。要知道极端是为官之人所忌的，中庸才是真正的王道。好人不一定就能当个称职合格的好官，对于张居正来说，好官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而海瑞这种人做官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也有自己的局限，那就是没器量；虽然有操守，但同时又缺乏处事的灵活性。因此，海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有政德而并无政绩的官员。在这一点上，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