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天子脚下的幸福生活

京官是相对于地方官而言的官僚群体，也就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干活的官员。在明清时期，他们以不同的官阶分隶中央政府的各个衙门。

当时有个说法：“以天下官人之额数而计之，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也就是说，京官至少占去当时官员总额的一半以上。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中，其中一二品的大员毕竟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那些中下级官员和七品以下的小角色。

资历是硬性指标

作为官员来说，个人的仕途命运，抛去个人因素之外，很多时候被规范在制度设定的大框框里。这个框框就是所谓的古代官僚制度，制度里的那些法律条文对官员有着很强的约束力。但是，在制度运行的层面之下，还存在着一些不被制度约束的行为方式，并且约定俗成地成为官场中的灰色地带。很多时候，这些灰色地带在有意无意之间会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京官们的升迁。

按照常理，吏部提拔官员最看重的应该是这个官员的能力。但对于京官来说，并非如此，资历才是他们混迹官场的不二法门。

从一个官员的资历，吏部就可以掌握他的为官经验以及取得功名的先后。我们都知道，资历是最不靠谱的东西。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机关干部的资历很多时候是靠一杯茶、一张报纸泡出来的，与能力大小是不成正比的，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官还是碌碌无为，混日子而已。可是在清朝，“资历”是衡量京官最重要的一项硬性指标。尤其在一些地位显贵，政务又不怎么繁忙的清要衙门将此看得更为重要，比如说翰林院、都察院、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等等。

在光绪年间曾做过内阁中书的朱彭寿说：“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礼惟谨。至其他各署，则但以同辈相称矣。”

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在客观上营造了官员晋升的公平环境。当然这种公平只是相对的，论资排辈虽然不能保证良币淘汰劣币，但至少可以让京官们安于本分，心无旁骛地干工作。

乾隆年间有的京官根本不愿意空降到地方上任职，他们宁愿碌碌无为地老死在京官的任上。纪晓岚就曾经书挽联嘲讽道：“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

当然在这些重资历的衙门中，官员的升迁速度也要比其他衙门来得快。

京官里权重位显的官员毕竟只是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常年待在职微官轻的岗位上，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小视他们。就拿“内阁中书”这个职位来说，官阶虽然只有区区的七品，却是一个很实惠的官职。因为经过一定的年限，“内阁中书”就可以拥有在官场进退自如的资格。既可以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这样正五品的地方实职，又可以被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为接下来平步青云打下扎实的基础。有诗云：“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

像内阁中书这样职卑位尊的京官打着一个“京”字招牌，就可以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内阁大学士”这样的实权人物，礼拜为老师，再以师生关系得到推荐拔擢，获得更多的升迁机遇。

“六年俸满放同知”，就可以由七品直接晋升为五品，羡煞了多少地方官员。要知道当时全国的州县数以千计，那些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员，以知县为最多，但知县的品级很低，只是一个七品卑秩。知县的顶头上司知府是四品，上下级之间相差有三四级之多，这三四级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职，知县根本瞧不上眼。如果一个知县想要直升为像知府这样的正印官，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往往做了几十年的知县也难望“四品黄堂”。

在京城当官，因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博生存，不论官级大小，除了皇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当时的中央六部来说，任尚书、侍郎堂官的，其下属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见到他们时，只是抱拳一揖为礼，而一、二品大员的堂官则必须以起立致意的方式来还礼，官衔再大也不能坐在那里充大爷。

曾国荃攻克金陵后封了伯爵，有一段时间内调为兵部尚书。因为他是从军队起家的，当时军队里的领军者很会摆谱，与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一位司员手持文书来汇报公事，施过一揖之礼后，曾国荃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位司员也有文人的傲骨，将手中文书往曾国荃面前一扔，用言语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顿。官当得再大，也要懂得礼数。

作为行伍出身的曾国荃哪里受得了这个气，自知干不了这一行，不到一个月便要求外调到地方任职，仍去地方做他的巡抚总督。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僚队伍并不是凝固的，而是像流水一样始终处于流动状态。这种流动并不仅仅限于京官各衙门之间，也存在于京官与外官之间。乾隆年间，官员内升外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凡御史、郎中、员外郎以道府用，主事、评事、博士等小京官以直隶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用，而赞礼郎、读祝官中监生出身者须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历俸三年）、办事明白才能达到保送资格。此外，部曹、即郎官可以外出督学，内阁学士、侍郎可以用为巡抚，尚书用为总督等等。

但是，对于京官与外官的选用标准，在制度与操作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刚开始，朝廷在京官的使用上，主要还是局限于京城各衙门内部之间互相调剂，理由是京官不熟悉地方民情，只能在京城各衙门里混饭吃。

到后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康熙帝的观点是：“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这句话表明了皇帝对于京官的态度，那就是京官应该做官员的表率，做地方官员的榜样。

随着执政者态度的转变，国家制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地方的七品知县可以调迁为京官里的七品主事，将地方才品兼优的官员调任京城任职。

另外在官员的选用上，京官与外官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京职各衙门事务，是处于一种集体办公的环境中，京官虽然在能力上有着高下之分，但有一项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习之法度”，也就是他们必须是熟悉国家行政条例的办公型人才。而外官则不同。“道府州县等官，刑名钱谷责成一身，兼以沿河沿海苗疆烟瘴等缺”。地方官府衙门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要求他们熟知民情，是具有解决刑名钱粮能力的综合型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