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天子脚下的幸福生活（第3/7页）

清朝官员实行的是低俸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正从四品俸银一百有五两，米一百有五斛；正从五品俸银八十两，米八十斛；正从六品俸银六十两，米六十斛；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正从八品俸银四十两，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一升四合；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二升；未入流俸银禄米与从九品同。”

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就拿“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来说，换算成今天的钱粮，相当于一年两万多块钱。要知道，当时可没有一夫一妻制和计划生育，京官一家老小加上仆人，至少有十几口人吧。如果仅靠着台面上的两万多块钱，京官的日子几乎没法过下去。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京官的“穷”与京城老百姓的“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老百姓的“穷”是穷在温饱问题上面，而京官的“穷”则是消费结构性的穷。京官的比较对象，应该是他的那些同僚们和各级官员。作为官员，他们所要求的生活标准绝不仅仅是达到温饱线。他们既要追求酒足饭饱的物质生活，还要追求声色光电的精神追求。而满足精神与物质的双丰收，需要的是真金白银。

京官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刮地皮。比如说，一个在六部供职的主事（文吏），级别属于七品官。地方上的七品官担任的是知县，一个知县不贪不抢，一年正常的收入也有几万两银子。可七品官放到京城里，就是权力系统内的最底层，他们的合法收入是四十五两银子，顶多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的物价比地方要高出几倍，想要在京城过日子，仅靠政府给的这点薪水，是很难养家糊口的。由此可见，京官与地方官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不能将手直接伸向地方上刮地皮，但是刮一刮地方官员还是有办法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地方官员刮地方，京官刮地方官员，刮来刮去刮的还是老百姓。

京官有京官的权力资源，他们的资源就是位居权力系统的中枢部位。这个部位拥有合法伤害地方官员的能力，所以为了避免权力伤害，地方官就要向京官馈赠别敬、冰敬、炭敬等各种名目的灰色收入，其实这是官家权力收益的二次分配。

地方官员从民众那里捞来的钱需要一次分肥，官员既是受贿者又是行贿者，由此引发了官员权力资源的二次分配。

道光二十七年（1857年），朝廷任命张集馨为四川按察使。在赴任之前，他晋见了当时的咸丰皇帝。皇帝无非是交代些勤政廉洁的话，类似于今天的组织谈话。见完皇帝，张集馨并没有拍拍屁股就走人，他还要履行官场应该遵守的灰色章程。

按照当时的官场规则，他需要向各部门的官员道个别，打个招呼。招呼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讲究的。一个官员去向昔日的同僚打招呼，是需要带礼物的，称为别敬。不要小看了这临别一敬，京城各大小部门里的各大小官员，落下一家，将来都可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麻烦。

当时新官赴任前用于别敬有个标准，张集馨在他自叙性质的笔记《道咸宦海见闻录》里开列出了标准。军机大臣，每人四百金，军机章京，每位十六金，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金，侍郎、都御使五十金，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一个都不能少。张集馨在赴任之前，等于是把京城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官员都敬了个遍。仅此一项，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张集馨就任的按察使是正三品，在他送礼的京官中，军机大臣虽然没有品级，但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也不可小觑。六部尚书、总宪、侍郎都是三品或者三品以上的大员。而军机章京只是正四品。这说明地方高官在赴任前，送礼并不仅仅局限于级别比自己高的官员。

别敬虽然中间有一个“敬”字，但从官员内心来说，这与“敬”没有半点关系。与人品，与感情，与级别统统没有关系，它只是官场的“灰色地带”，是一种权力寻租。如果非要和“敬”字拉上关系，那么张集馨所“敬”的只是官场中人遵守的游戏规则。这种“敬”是圈子里的约定俗成，你不玩也可以，那就只好请你到圈外面靠边站，候补队员多的是。

作为一个官员，在得到自己将要到地方上赴任的消息后不是一家人喝庆功酒，而是一家人想办法先四处凑钱来度过这临别一“敬”。当然这凑来的钱并不指望张集馨日后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去偿还，那样的话，全家人就是把嘴巴都缝起来，也难以偿还。

我们来看一看张集馨上任后，他的工资标准应该是多少。按照清朝道咸年间的工资标准，一个正三品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清廷从雍正年开始发放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张集馨一年的合法收入在两千多两银子左右。就这两千两银子既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又要为雇佣的幕友支付薪水。也就是官家支付给张集馨的年薪只有一千多两银子。他临别一“敬”花去的一万五千余两银子，单靠自己合法收入，不知道要还到猴年马月。由此可见，张集馨“别敬”花去的费用是薪水之外的灰色收入，也就是他在地方上捞到的好处。

作为一个省级官员，张集馨进京出公差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每一次回京，张集馨都要将京城里的那些大小官员们打点一番。这些真金白银还是要从自己的灰色收入里拿，这样一来，“张集馨们”在地方刮地皮的任务就很重。

这就好像一个输血管道，地方官肩负着为京城官僚集团输血的任务。要保证整个权力管道不因为失血而堵塞，那些地方大员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权力管道的造血功能。这里有两个例子：当时的陕甘总督乐斌，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他的造血方式一是借鸡生蛋。也就是从省财政的国库里，拨出上万两的银子，然后想办法将银子借给典当行，自己坐收利息。二是预支生钱。也就是官员即将离任的时候，将所辖之地的税赋打折，鼓励粮农预支来年的税赋，这也称为放炮。有时候，即使官员没有离任，也会放出假消息，催着乡民们交纳赋税。这样一来，国家的税赋成了养活权力集团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