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贰 第二章 最后的遣唐使

贞观九年（公元867年），平安京内爆出了一条大新闻。

说新闻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贞观二字——尽管字样和中国大唐太宗时代所用年号完全一致，但此贞观非彼贞观，乃是日本的清和天皇在公元859年所改，典出《易经》：“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其实日本的年号除早期之外，基本都出自中国的各类经典，比如著名的明治时代，“明治”二字也是出自《易经》：“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

明治之后的年号叫大正，还是出自《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而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裕仁天皇，他的年号叫昭和，出自四书五经中《书经·尧典》，原话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至于现在日本用的年号平成，则典出《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天平地成。”

言归正传，话说那条被平安京里大小人等津津乐道的新闻就是，有一个年仅22岁的家伙，成为了“文章得业生”。

他的名字叫做菅原道真。

此人在日本历史上和武神坂上田村麻吕地位相当，被誉为文神。

菅原道真出生在平安京的一个文化世家，他爹叫菅原是善，官至从三位刑部卿，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法务大臣，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写的和歌汉诗还受过嵯峨天皇的赞赏。

或许是因为家庭环境以及父祖遗传，道真自幼便是个神童，据说五六岁时就能写出非常工整、连一般大人都自叹不如的汉诗。

日本贞观四年（公元862年），年仅17岁的菅原道真考上了“文章生”，五年后，又被选为“文章得业生”，一时间传遍了街头巷尾。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文章生”什么叫“文章得业生”，那我现在就说给你听。

平安时代的日本选拔官员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凭家世，只要你爹够狠够大，那你哪怕瘫在轮椅上，歪着嘴流着哈喇子也能当大官；而像菅原道真这种，家里尽管也算是个高官，但还远没到能一手遮天的程度，他就只能选择第二种——考试。

有人说古代日本学了中国的几乎每一样东西，但两样除外：一是太监，二是科举。

这话说得并不对，至少不确切。虽然日本确实没有设立过宦官制度，但科举还是曾经有过的。

早在奈良时代，日本就从中国引进了科举制度，从下到上分为三等：进士、明经和秀才。

是的，在日本，秀才的级别要比进士高。

早期的科举除了选官员之外，还兼有选拔遣唐使留学生的作用，比如吉备真备就因为在灵龟二年（公元716年）考上进士，并且还取得了最高的甲等成绩，故而被选为了当年度的赴唐留学生。

到了日本贞观年间，科举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三级考变成了两级考，去除了明经，并且把“进士试”和“秀才试”分别更名为“文章试”与“方略试”。前者的合格者叫文章生，通常在几百名考生中只录取二十人；后者的合格者叫文章得业生，是在前者的那二十人中挑出两名最优秀的予以录取。

而菅原道真的彪悍之处在于，他通过了文章生考试之后，在还没有参加方略试的情况下，就因为非常优秀而直接被选上了文章得业生，之后为了让其他文章生心服口服，便又在日本贞观十二年（公元870年）的时候参加了方略试，并且果然不负众望地一举通过了。

再加上当时不过二十出头，也就难怪会成为大街小巷的谈资新闻了。

顺便插一句，日本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中国的文史经典。其中史学部分，则几乎清一色来自当年吉备真备从大唐背回来的那一大箱子史书，所以这家伙同时也是日本科举之祖。

元庆元年（公元877年），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菅原道真被任命为文章博士。

文章博士是令外官，但亦有相对应的唐名，叫翰林学士。它的主要职责是主管科举考试，也就是对诸考生的评定和筛选。

对于当时那些只能靠读书来谋升迁的中小贵族来讲，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能够主宰他们一生命运的了不得的官职。

菅原道真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九年，仁和二年（公元886年），因为文能提笔武能扛枪，故而朝廷下旨，升他为讃岐守，也就是讃岐国（今香川县）的地方官。

“武能扛枪”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说的，菅原道真确实精通各种武艺，尤其是弓道，据说可以百步穿杨，并且箭无虚发。

当年正月十六，道真出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平安京，怀着满腔效仿圣贤亲民爱民的期待，抵达了赴任地点讃岐国。

尽管在来之前，他也做过一些口头及书面调研，知道这位于四国岛的讃岐国并不富裕，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如在京城那么好过了。然而即便是已经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但当自己亲眼目睹了讃岐的贫穷景象时，这位新上任的讃岐守仍然被彻底地震惊了。

讃岐太穷了，真的太穷了，和平安京一比那简直就是非洲贫民窟和纽约曼哈顿之间的差别。

“讃岐的人们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住在破烂不堪的房屋之中，宛若乞丐一般。

“他们舍弃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四处逃荒，过着凄惨不堪的日子。”

在自己的日记小本本里，菅原道真如此写道。

当然，作为一名朝廷钦派的地方长官，光是发现问题然后再在小本子里记上两笔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要做的，是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将问题彻底解决。

关于前者，菅原道真一开始认为是老百姓太懒，素质太低——国家都发给你们土地了，你们却不耕种，还逃荒，真乃朽木刁民是也。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讃岐国的老百姓虽然穷，可并不刁，相反还相当胆小，相当本分，相当善良。

“在讃岐，贫穷的人小心翼翼地不敢招惹富人，但彼此之间却一直相互帮助着，哪怕是家徒四壁者，常常也会向比自己更穷的无家可归者伸出援手。”

在《早春词》中，道真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子民。

其实当时并非讃岐一国是这样，基本上全日本都是如此。老百姓普遍淳朴本分，但很穷，全国都很穷，就连首都平安京，城外头也常常能看到饿殍倒卧——他们都是抛弃了自家土地来京逃难的农民。

所以菅原道真开始反思，既然老百姓勤劳勇敢善良淳朴，国家又发给了他们田地，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肯去种？如果种了这地，不就不用受穷了吗？百姓不穷，国家岂不是也能富裕了？

抱着这样的疑问，他身体力行地来到了民间，随便找到了一个正准备去外乡逃难的人，然后拉着他坐下，说要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