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第2/5页）

所以，19世纪60年代统治者的政略，是基于三方面考虑而制定的。其一，他们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双重变化的形势之下，这种形势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必须去适应。唯一的选择——政界要人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就是能否航行在这道劲风前面，或者像水手一样凭借他们娴熟的技术把航船驶往另一个方向。风本身只是一个自然因素。其二，他们必须决定要对新势力做怎样的让步，才不至于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制度，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不威胁到他们有责任防御的政治结构；他们也必须决定该让步到什么程度，超出这种安全程度，就必须收手。其三，他们非常幸运，能够在他们拥有主动操控优势的环境中，做出上述两项决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完全自由地控制事态的发展。

因而，在传统的欧洲历史中，这一阶段表现最突出的政治家，是那些能够有条不紊地将政治管理与政府机器的外交控制相结合的人，例如普鲁士的俾斯麦、皮埃蒙特的加富尔伯爵、法国拿破仑三世；或是那些精于妥善掌控上层统治阶级不断扩大这一艰难过程的人，例如英国自由党人格莱斯顿（W.E.Gladstone，1809—1898）和保守党人迪斯累里。最成功的是那些知道如何把新旧非正规政治力量转向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人，不管那些力量是否赞成他们。拿破仑三世之所以在1870年垮台，正是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有做到这点。但当时有两个人对这个棘手问题具有非凡的处理能力，即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加富尔和保守主义者俾斯麦。

他们两人都是特别清醒的政治家。这一点在加富尔的清明无欲和俾斯麦那种德意志人的平凡务实中充分展现。俾斯麦是个更复杂、更伟大的人物。他们两人都是彻底的反革命者，完全缺乏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同情，然而却有办法接收这些政治势力的计划，在意大利和德国贯彻施行，并抹去其中的民主和革命成分。两者都注意把民族统一和民众运动区别开来：加富尔坚决主张把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变成皮埃蒙特王国的延续，甚至拒绝把其（萨伏伊）国王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Ⅱ）的称号改成（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一世；俾斯麦则将普鲁士的霸权扩建成新的德意志帝国。两者都非常灵活圆融，成功地把反对派吸收到政府当中，却又使他们无法实际控制政府。

两者都面临着艰巨复杂的国际策略和（就加富尔而言）民族政策问题。俾斯麦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也不必担心内部的反对，所以他认为统一的德意志是可行的，只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过大的，因为如果太庞大，普鲁士就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其一，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麦凭着1864年和1866年发动的两次漂亮短暂的战争达到这项目标；其二，必须排除奥地利在日耳曼的政治影响力，他借着支持和保证让匈牙利在奥地利帝国境内获得自治（1867年），而达到此目的；其三，与此同时必须保留奥地利，我们可以看到他此后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来完成这项目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溃，落入其境内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国，这样就会打乱俾斯麦精心构筑的普鲁士优势地位。这也正是1918年后发生的情形。而且如事实所显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政策最深远的结果，正是普鲁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鲁士的名字亦不复存在，除了在历史书中。］这也意味着必须使那些反普鲁士的小侯国觉得一个优势的普鲁士要比优势的奥地利更易接受，为此，俾斯麦在1870—1871年以同样漂亮的手段挑起并进行反法战争。与俾斯麦不同，加富尔得要动员同盟（法国）来替他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而当统一进程超出拿破仑三世所能信守的情况时，他又得解散这个同盟。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所看到的意大利，一半是由上操控的统一，一半是由下进行的革命的统一。由下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民主共和反对派所领导的，由饱受挫折的19世纪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红衫军首领加里波第——担任军事领导。1860年，经过简短考虑、快速会谈和妥善谋划之后，加里波第才在劝说之下把权力交给国王。

这些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仍然值得赞赏，这纯粹是由于他们的杰出能力。然而，使他们获得如此惊人成就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还包括当时那种非比寻常的回旋余地，这种回旋余地是由当时不具严重的革命危险和无法控制的国际对立所提供的。群众的运动，或者说非正规的运动，在这个时期十分软弱，单凭自身无法有多大的作为，他们不是失败就是沦为由上而下的改革的附和者。日耳曼的自由主义者、民主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除了在德国统一的实际进程中表示欢呼或异议，别无实际贡献。意大利左派，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扮演了一个较重要的角色。加里波第的西西里远征，迅速征服了意大利南部，逼迫加富尔立即采取行动。虽然这是一项极具意义的成就，但若不是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所造就的局势，这种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怎么说，左派终究未能如愿建立意大利民主共和国，对他们来说，那是统一的必要成分。温和的匈牙利贵族在俾斯麦的庇护下，为其国家争取到自治，但激进主义者却感到失望。科苏特继续过着流亡生活，客死他乡。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人民的造反结果，是保加利亚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1878年）。但只有在合乎强权利益的时候才能获得独立：波斯尼亚人在1875—1876年开始掀起一些起义，结果只是以奥斯曼统治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且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可能还好一点儿。与此相反，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独立革命的结局终归惨败（见第九章）。甚至1868年的西班牙独立革命，也只在1873年造就了一个短命的激进共和国，不久便因君主复辟告终。

我们不应低估19世纪60年代伟大政治操作者的功绩，但必须指出，由于可以采取重大的制度变化而不会招致激烈的政治后果，而且甚至可以准确恰当地说，还由于他们几乎可以随意发动和停止战争，他们的事业遂变得更加容易。所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只需冒极小的政治风险，就可以做出极大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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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1848年后的30年间，在国际关系形式上，而不是国内政策上，将是一个变化更加显著的时期。在革命的年代，起码是在拿破仑失败之后（见《革命的年代》第五章），大国政府已经极其小心地避免彼此之间发生大型冲突，因为经验似乎已经证明：大型战争和革命是如影随形的。既然1848年革命已匆匆来去，限制外交活动的因素便大大减弱。1848年之后的30年，不是革命的时代，而是战争的时代。其中有些战争实际上是内部矛盾、革命，或接近于革命现象的产物。严格地说，这些——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和美国内战（1861—1865）——不属于本章讨论范畴，除非涉及这一时期的战争技术与外交问题。我们将在别处加以探讨（见第七章和第八章）。在此，我们关心的主要是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紧张和变化，并留意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间的奇妙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