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败者（第2/6页）

独立后的头几十年里，因经济萧条，许多地区人口下降。巴西、智利幸免于难。巴西在当地一位皇帝的领导下，采取和平手段脱离葡萄牙，免去内战浩劫，因此未遭破坏。智利孤零零地坐落在太平洋沿岸气候温和的一条狭长土地上。新政权——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共和国最多的地方——进行了自由主义改革，但未取得实际结果。其中有些大国（后来成为重要的国家）实行寡头独裁政治，主政者都是土生土长只关心内政并且敌视创造发明的人，如阿根廷的独裁者罗萨斯（Rosas，1835—1852）。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惊人过程中，这种寡头政治的局面必定会因此发生重大改变。

首先是巴拿马以北地区，自从西班牙、葡萄牙消失之后，拉丁美洲面临先进国家更加直接的干涉，这是它们以往未曾经历过的。墨西哥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国于1846年对它发动侵略，结果墨西哥割让给美国大片领土。接着，欧洲和美国发现这一大片未开发地区，不但物产丰富，而且都很值得进口——秘鲁的海鸟粪，古巴以及其他各地的芋草，巴西以及其他地方的棉花（特别是美国内战期间），咖啡（特别是1840年后的巴西咖啡）以及秘鲁的硝酸盐，等等。其中有些产品受宠时间不长，大起大落，失宠的速度和它们看涨的速度一样快：秘鲁的海鸟粪在1848年前尚未开始出口，到19世纪70年代已告结束。拉丁美洲要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相对长期的出口产品，这些产品直到20世纪中叶，甚至今日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经久不衰。外国资本开始投资拉美大陆的基础设施——铁路、港口等公共设施陆续修建；欧洲移民也大规模增加，古巴、巴西是主要移居国，而气候宜人的拉布拉塔河口尤其受移民者的青睐。（据粗略统计，1855—1874年，约有25万欧洲人在巴西定居；在大约同样长的时间里，有80多万欧洲人移往阿根廷和乌拉圭。）

这些情况对于那些献身于拉美大陆现代化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人是个鼓舞。这个大陆当时很穷，但资源丰富，潜力雄厚，例如秘鲁，一位意大利旅游者形容它是“一个坐在一大堆金子上面要饭的乞丐”。外国人在某些国家，例如墨西哥，也真正构成了威胁，但与当地崇尚传统的农民、落后边远地区的老式地主以及以教会为代表的可怕惰性相比，其危害就又另当别论了。换句话说，如果不先克服这些落伍势力，几乎没有机会能与外国匹敌。而克服它们的办法，唯有残酷无情地实行现代化和“欧洲化”。

受过良好教育的拉美人所钟爱的“进步”思想，不只是共济会和功利主义者提倡的开明的自由主义（在独立运动中，这种思想甚受欢迎）。19世纪40年代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保证既有完美的社会，又有经济发展）深深打动知识分子的心；从19世纪70年代起，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深入巴西（时至今日巴西的民族格言仍是孔德的“秩序和进步”）和墨西哥（程度略轻一些）。尽管如此，古典“自由主义”仍旧很有市场。由于1848年革命和世界资本主义扩张，自由主义者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他们真的砸碎了旧殖民主义的法制秩序。他们进行了两项彼此相关的重要改革：第一项是循序废除土地占有权、使用权（私有财产除外）和土地买卖（巴西在1850年颁布土地法，哥伦比亚则于同年取消对印第安土地分割的限制）；更重要的第二项是对教会进行无情打击，这项改革恰巧也必须取消教会对土地的占有。墨西哥在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arez，1806—1872）总统领导下，根据1857年宪法，将反对教会的斗争推向最高潮（墨西哥是政教分离的），人民无须再向教会缴纳农产品什一税，牧师被迫宣誓效忠政府，政府官员禁止参加宗教仪式，禁止教会土地变卖，等等。其他国家也争先恐后地发起反教会运动。

原先企图通过政治权力强制实行组织现代化，并进而改革社会的尝试，结果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独立无法跟上脚步。自由主义者是这块农业大陆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他们如果享有真正的权势，这权势也是建立在一些靠不住的将军的支持上，建立在当地一小撮地主家庭的支持上。拉丁美洲的地主出于莫名其妙的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达尔文毫不相关的理由，将他们的族人聚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就社会和经济而言，直到19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内陆地区的变化甚微，有的只是地主权力加强，而农民处境更糟罢了。由于这个变化是在世界市场对拉丁美洲的冲击之下发生的，因此其结果肯定是传统经济不得不为进出口贸易服务，而进出口贸易却是由外国人或外国殖民者借由几个大型港口或首都进行控制的。只有拉布拉塔河口地区例外，该地集中了大量欧洲移民，最终成为一个全新的、非传统的社会结构下的新居民区。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拉丁美洲以无比的热情拥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模式，从此走上“西化”道路（有时也很残酷），除日本之外，世上其他地区的西化程度无出其右者。然而，结果却颇令人失望。

欧洲殖民帝国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型（澳大利亚、加拿大暂且不谈，该地主要是欧洲移民居住区，当地居民很少，欧洲人来此也是不久前的事）：一类是白人殖民者（不论他们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多寡）与当地土生土长的主要居民彼此共存的几个地区（南非、阿尔及利亚、新西兰）；另一类是只有少量欧洲移民的多数地区［这些地区人种混杂的情况并不严重，与工业化之前的旧帝国不同。人种混杂的旧帝国殖民地有的依然存在（例如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但从19世纪中期起，殖民者就不鼓励欧洲人与当地人通婚，至少在印度是如此。那些无法轻易被“有色人种”同化（像美国那样），或无法“充作”白人的混血儿，经常成为次级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的主要来源，像在印尼、印度那样，这些人在印尼、印度垄断了铁路营运。然而原则上，“白人”与“有色人种”是泾渭分明的］。“白人殖民者”的殖民地制造了殖民主义者最难解决的棘手问题，虽然这在本书所述时期已不具重大国际意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无论如何都得面临一个大问题：如何抵御白人殖民者的进攻。尽管祖鲁人、毛利人和柏柏尔人拿起武器时也非常可怕，但他们在取得某些局部胜利后，就无所作为了。如果殖民地人口中的当地人比重太高，问题就更严重，因为白人太少，需要大量借用当地人代表统治者管理、压迫当地人，而且无可避免地利用当地现有的机制来实行统治，至少在地方层级得如此。换言之，殖民统治者面临两个难题：制造一个被同化的当地人阶层来代表白人以及改造当地远不合于白人利益的传统机制。反之，当地民族所面临的西化挑战是更加复杂的问题，不是抵抗一下便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