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胜利者

什么样的阶级或社会阶层能在现阶段真正代表文化，能为我们孕育出学者、艺术家及诗人，能为我们提供创作艺术的人才呢？

是否一切都变成商品了，就像美国那样？

——雅各布·布克哈特，1868—1871年[1]

日本政府开明了，进步了；他们以欧洲经验为指引，聘请外国人出任政府顾问，东方的风俗习惯已在西方文明面前臣服。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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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世界的统治从来不曾像19世纪第三个25年那样全面、那样绝对。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欧洲白人祖先传下的后代，从未遇到像这个时期这么少的统治挑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强权世界里，至少包括一个非欧洲国家，或该说联邦，即美利坚合众国。美国那时还没有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欧洲政治家只有在他们的利益涉及美国直接感兴趣的两大地区（即美洲大陆和太平洋）时，才会注意到它。然而除英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会经常不断地卷入美洲大陆和太平洋这两大地区。英国与众不同，它的眼光一直紧盯全球。拉丁美洲解放运动已将中南美大陆上的欧洲殖民地全部解放，只剩下圭亚那（Guyanas），该地曾是英国的食糖供应基地，是法国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也是荷兰人的怀旧纪念物，令他们经常回忆起过去与巴西的关系。加勒比海诸岛屿除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岛上包括海地黑人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最终摆脱了西班牙统治，也摆脱了海地的控制）外，其余仍然是英国、法国、荷兰、丹麦以及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欧洲各国对西印度群岛殖民地都抱无为而治的态度。只有西班牙例外，它仍沉浸在帝国美梦里。北美殖民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直到1875年仍有许多欧洲人居住在英属加拿大这块殖民地上，它是一个疆土辽阔、人烟稀少、尚未开发的大地。加拿大与美国隔着一条长而开放的笔直边界，东起安大略省边境，西至太平洋，在这条直线似的边界两侧有些争议地区，但都在19世纪经过和平谈判做了调整，当然不乏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调整的结果大部分对美国有利。但在修建横跨加拿大的东西大铁路时，英属哥伦比亚省可能禁不住美国太平洋诸州对它的引诱。至于在亚洲的太平洋沿岸，欧洲大国直接驻扎的地方只有俄国的西伯利亚远东、英国的香港殖民地和英国的马来亚据点。法国此时也开始侵占印度支那。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殖民主义残留下来的地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造成国际麻烦（前荷兰殖民地即现今的印尼）。

美国领土扩张并未在欧洲引起重大政治骚动。美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犹他、科罗拉多的一部分，以及新墨西哥的一部分——是在1848—1853年间经过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从墨西哥手中取得的；阿拉斯加则是在1867年从俄国手中购买的。当这些西部新旧地区在经济上具有足够的利益或影响力时，便被收纳为联邦的一州：加利福尼亚在1850年改建成州，俄勒冈在1859年，内华达在1864年。而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堪萨斯、威斯康星及内布拉斯加，则是在1858—1867年间成为州的一员。在这个阶段，美国开拓疆土的野心并未超过这个限度，只是奴隶集中的南方数州还希冀将奴隶社会扩大到加勒比海几个大岛上去，甚至对拉丁美洲也怀有野心。美国统治的基本模式是间接控制，因为名义上独立的外国政府知道它们必须与这个北方巨人保持同一立场，它们没有一个能对美国提出直接、有效的挑战。要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正式成为国际风尚之时，美国才一度打破它业已成形的传统做法。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1828—1915）曾仰天长叹道：“可怜的墨西哥，你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即使那些觉得万能之主仍能保佑它们的国家的人，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华盛顿才是它们应该睁大双眼密切注视的地方。这个北美冒险家有时试图在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那条狭窄陆桥及其周围建立直接统治，但均无结果，后来巴拿马运河凿通了，一个小小的独立共和国从略大一些的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当中分裂出来，美国遂占领了这个共和国。不过，这是后来发生的事。

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欧洲，对美国的举动之所以十分关注，原因很简单：一是在这个时期（1848—1875）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美国；二是由于它的疆土如此辽阔，发展这般神速，已成为全球技术进步的奇迹。美国人自己首先提出，它是集众优之大成的国度。1850年的芝加哥只有3万人口，不到40年它便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拥有100多万人口，谁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呢？美国那几条跨越内陆的铁路，其长度不是任何国家可以比拟的，铁路总里程亦不是任何国家可望其项背的（1870年铁路总里程达49168英里）。世上的百万富翁中，没有像美国百万富翁那样全是靠白手起家、个人奋斗而致富。就算美国百万富翁的钱财还不是世界百万富翁之最——他们很快就会成为首富——但他们的人数之多，则肯定是首屈一指。没有一个国家的报纸像美国那样甘冒风险，把它变成新闻记者们随意说话的天地；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客像美国那样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也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握有无限的机会。

美国还是一个新世界，是在开放的国土上建立起来的开放社会。人们普遍相信，身无分文的移民来到这里之后便能获得新生（成为“白手起家的人”），而在每个人致力奋斗的过程中，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共和国，一个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独一无二的国家，便在1870年前建立起来了。美国一度标榜它的政治形象是革命的，与欧洲王室、贵族的旧世界，与四下征讨的旧世界迥然不同。旧世界形象可能已不再那样生动，至少在它边界以外的地区已不再是。代之而起的美国形象，是一个摆脱贫困的地方，是一个经由个人致富活动为个人带来希望的地方。相较于欧洲，新世界的新越来越不在于它是一个新社会，而是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

然而在美国国内，革命的美梦离结束尚远。美国仍保持其平等、民主的形象，尤其是不受限制、无政府式的自由形象以及充满机遇的形象（日后变质为“命定论”）。威廉·H.苏厄德（William H.Seward）1850年说：“大西洋国家……不断革新欧洲和非洲的政府及社会组成。太平洋国家必须在亚洲发挥同样崇高而仁慈的作用。”[3] 如果不了解这个乌托邦成分，就无法理解19世纪的美国，就此而言，也无法理解20世纪的美国，虽然这个乌托邦成分日益被志得意满的经济和技术活力所掩盖，也日益转化成经济和技术活力，当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除外。这种乌托邦成分渊源于自由土地上自力更生农民的农业乌托邦思想，与大城市、大工业世界格格不入，在本书所述时代尚不甘心向大工业世界俯首称臣。甚至像新泽西纺织城帕特森（Paterson）这样典型的美国工业中心，其商业气息也还无法居于统治地位。1877年爆发纺织工人罢工，厂主们强烈抗议共和党市长、民主党参议员、新闻界、法院以及公众舆论，抗议他们不支持业主。他们的抗议其实不无道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