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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成年的男性“赚取面包”者，其本身显然无法赚取足够的家庭收入，因此女工和童工的工资事实上对家庭的预算而言往往是必要的。再者，由于女工、童工的工资出名的低廉，而对他们又很容易施以威吓（尤其因为许多女工是年轻的女孩），资本主义经济就鼓励尽量雇佣他们，只要男人不反对，法律和习俗不禁止，或者工作的性质不过分耗用体力。因此，即使是根据人口调查的有限资料来看，从事工作的女人还是很多。人口调查无疑过分低估了“受雇”已婚妇女的数量，因为她们许多有报酬的工作并未申报，或与妇女的家事无法区分：如招收寄宿者，兼差为清洁妇、洗衣妇等等。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1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34%均“受雇于人”，男人则有83%，而在“工业界”，德国的妇女占18%，法国的妇女占31%。[7] 在本书所论时期刚开始时，妇女在工业界的工作仍然几乎完全是集中在少数几种典型的“女性”部门，尤其是纺织业和成衣业。不过，食品制造业雇佣的妇女也越来越多。然而，大多数以个人身份赚取收入的妇女，却是在服务业中工作。奇怪的是，家仆的人数和比例却有极大的差异。它在英国所占的比例或许比任何其他地方都高（或许比法国或德国高两倍），但是到了19世纪末，却开始显著下降。以英国这个极端的例子而言，1851—1891年间，这一数目增加了一倍（由110万人上升到200万人），而在这段时期的其余年份，又几乎保持稳定。

就整体而言，我们可以把19世纪的工业化（用其最广泛的意义），视为一个往往将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排挤出经济体系的过程。在这个经济体系的正式定义中，唯有能从中获取个人现金收入者，才算是“受雇者”。这种经济学至少在理论上将娼妓的收入算作“国民所得”，但不将其他妇女类似但无报酬的婚姻或婚外活动纳入“国民所得”；它将有报酬的仆人算作“受雇者”，但无报酬的家务劳作排除在外。它使经济学上所承认的“劳动”在某种程度上男性化，就好像在对妇女工作深具偏见（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2节）的资产阶级世界，它造成了企业的男性化一样。在前工业时代，亲自照顾产业或事业的妇女虽然并不普遍，但是仍得到承认。到了19世纪，除了下层社会以外，她们越来越被视为反常的怪物。在下层社会，穷人和较低阶级的卑下地位，使人们不可能将为数众多的女性小店主和市场女贩，旅馆和宿舍女管事、小商人和放利者看得那么“反常”。

如果说经济被如此男性化，那么政治也是。因为，当民主化挺进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投票权在1870年以后逐步扩大时（参见第四章），妇女却被有计划地排除在外。因此，政治基本上成为男人的事，只在男人所聚集的酒馆或咖啡馆中，或在男人参加的集会中讨论。而妇女则被局限于私人的生活中，因为当时认为只有这样才适合她们的天性。这也是一种相当新的想法。在前工业社会的大众政治（从村落的舆论压力，到赞成旧式的“道德经济”暴动，乃至革命和临时建筑的防御工事）中，贫穷的妇女不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具有为大众所承认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游行到凡尔赛宫，向国王表达人们对控制食物价格之要求的是巴黎的妇女。在政党和普选的时代，她们却被撇在一边。如果她们还能施展任何影响力，那也必须通过她们的男人。

事实上，最受这些过程影响的是19世纪最典型的新阶级妇女，即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妇女。对农村妇女、小工匠和小店主等的妻女而言，她们的情况改变不大，除非她们和她们的男人也被卷进这个新经济体系当中。事实上，在新处境中经济无法独立的妇女，与在旧日卑下处境中的妇女，其差异并不很大。在这两种处境中，男子都是具有支配力的一方，妇女则是次等人——由于她们根本没有公民权，我们甚至不能称她们为次等公民。在这两种处境下她们都得工作，不论她们有没有工资。

在这几十年间，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妇女，都看到她们的地位因为经济的关系而有相当大的变化。首先，结构的转型和科技本身已改变并大大增加了妇女就业赚取工资的范围。除了帮佣业的式微外，最惊人的变化首推出现了许多以女性为主要从业人员的职业：商店和办公室中的职业。在德国，女性店员由1882年的3.2万人（总数的1/5），增加到1907年的17.4万人（大约是总数的40%）。在英国，1881年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雇佣了7 000名妇女，但是1911年时却雇佣了7.6万名。“商业和企业书记”的数目，由6 000人增加到14.6万人——这得归功于打字机。[8] 小学教育扩大了教学的行业，这种职业在若干国家（例如美国，在英国也日渐普遍）惊人地演变成女性的行业。甚至在1891年的法国，应征成为“共和国黑色轻骑兵”那种待遇不好的终身军人的女性数量也首次超过男人；[9] 因为妇女可以教导男孩，但让男人去承受教育人数日益增加的女学生的诱惑，却是不可思议的。于是，某些这种新空缺遂可加惠于工人乃至农民的女儿，不过更多的是加惠于中产阶级和新旧下层中产阶级的女儿。她们尤其感到有吸引力的，是那些相当为社会所尊敬或者（牺牲其较高工资水准）被视为为了赚取“零用钱”而工作的职位。（“管理仓库的女孩子”和秘书通常来自家境好一点儿的人家，因而往往可得到其父母的津贴……在几种行业中，例如打字员、秘书和店员……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孩子那种“打工”的现象。[10] ）

妇女社会地位和期望的改变，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呈现得异常明显。不过，妇女解放运动比较明显的各方面，当时还大致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妇女。我们不需要过分注意其最壮观的一面——有组织的女性“参政权扩大论者”（suffragists）和“妇女参政权论者”（suffragettes）为妇女投票权所做的积极的，（在英国等国家）甚至戏剧化的活动。以一种独立的妇女运动来说，它除了在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以外，并不具太大的重要性。而即使是在这几个国家，它也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达到目的。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主张妇女参政已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它虽然可衡量出有组织女权运动的公众力量，但在进行的同时，却也显示出它的重要缺陷——其诉求主要仅限于中产阶级。像妇女解放运动的其他方面一样，在原则上，妇女选举权受到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强烈支持，而至少在欧洲，这些政党事实上对解放后的妇女，提供了可以参与公共生活的绝佳环境。然而，虽然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左翼（不像过去强烈男性化、激烈民主和反教权的左翼部分）与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权主义重叠，而且有时受它吸引，但却无法不看到大多数工人阶级妇女在疾苦下的辛劳。这些疾苦比政治权利被剥夺更为迫切，而且不大可能因取得投票权而自动消除。然而，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妇女参政权论者却不重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