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忠义超越民族（第2/4页）

现在我们看过便知，果然到处都是让雍正帝读后会生气的地方。他写到满族人去做地方官，因为不懂汉文，不能在所到之处顺利施行政治，即使如此也没有多少地方发生叛乱，这完全是侥幸；还称自雍正帝视为眼中钉的年羹尧任陕西总督后，施政周全，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最令雍正帝愤怒的是书中如下一个小故事：

先帝南巡杭州，杜诏方为诸生，于道左献诗，先帝颇许可之，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云淡风轻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绝句云：

皇帝挥毫不值钱，

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

云淡风轻近午天。[1]

这么说多少有些苛刻，就算不是雍正帝也会生气的，而且仅仅是讽刺的对象是天子这一点就比较麻烦了。何况这个故事揭露康熙帝学问方面的幼稚，那么自己会不会也因为是异民族而动辄被中国的文化人蔑视呢？过虑的清朝天子一下子怒火中烧。汪景祺被处斩，其妻被发遣到东北北部边疆为奴。汪景祺自己在书的序文中写道：

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义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

如此说来，汪景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吧。雍正帝在翻阅首页时题字：

惜见此之晚。

这句话现在依然留在书上，墨色分明。

因年羹尧事件连坐的还有一个文人——钱名世。他是当时有名的作家，但因赠年羹尧诗赞美其平定西藏之功而触了雍正帝的逆鳞。对他的处罚与众不同，雍正帝亲自为他挥毫写下“名教罪人”（道德上的罪人），制成匾额，命他挂于家门之上；并且不厌其烦地下令让朝廷官吏中善于写文章的人各自作诗一首，谴责他离经背道的行径，并汇成一册赠予钱名世，让其自费出版，并颁发给天下的学校各一册。该书的序文为雍正帝亲自所作。

接下来发生的文字狱是查嗣庭案。查嗣庭作为朝廷官吏被任命为江西省乡试（科举的最初级考试）的正考官，考试题目出的是“维民所止”一句。这是《诗经》中的句子，意为“这是人民所居住的地方”，但有人揭发“维止”二字是“雍正”二字的去头。雍正帝单凭此事不能将其治罪，因而搜查其家，发现两本日记，其中有诽谤康熙帝的政治的语句。然而无论如何，这个事件作为大逆罪处理似乎证据不够充分。在监狱被拘禁期间，查嗣庭病逝。后来雍正帝下达判决，查嗣庭被戮尸枭示，他的子孙被处以流刑，财产被抄没。原来查嗣庭被雍正帝盯上，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朝中大臣隆科多的党羽。当时，隆科多与年羹尧内外勾结，多有专权的举动，因此受审，不久被参劾，共有四十一条罪状，但他毕竟是拥护雍正帝登基的功臣，因而没有被处死，仅被处以监禁之刑。

这些文字狱的登场人物以浙江人居多。汪景祺和查嗣庭是浙江人，接下来将要登场的吕留良也是浙江人。雍正帝大概是憎恨浙江人的。为了警戒众人，雍正帝命令取消浙江省的乡试。被取消乡试意味着该地区的人无法成为官吏的候补者，这对当地人民来说真是沉重打击。即使对清朝抱有反感，他们也依旧渴望得到官吏的地位。幸而浙江总督李卫受到雍正帝喜爱，在他的劝解下，禁令不久便解除了。

在年羹尧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后，取而代之成为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总督，负责西部边疆军事的是岳钟琪。此人姓岳，传说是南宋忠臣岳飞之后。若是岳飞的子孙，就应当如同岳飞一般，为了汉人将异民族建立的清朝视为仇敌并与之斗争到底。因此，有个叫张熙的人特意前去劝他谋反。岳钟琪大惊，赶紧将张熙绑缚送至朝廷。张熙是被他的老师曾静教唆的，因此朝廷将罪魁祸首曾静逮捕归案。审讯曾静后，雍正帝才意识到一部分中国人的反清思想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自信。

在此之前，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初期，浙江省有一位名叫吕留良的文人，他是遵奉朱子学的学者，抱有强烈的反清思想，终生不仕，隐居而终。他留下了文集、日记等著述，其中不仅包含反满思想，某些还被印刷出版，广为世人所知，他死后被尊如圣人，甚至历任地方官都会前往其祠堂致敬。曾静的民族革命思想不外乎是与吕留良的著作产生共鸣的结果。通过讯问曾静，雍正帝得知吕留良的思想在汉人之间广为流行，他密书浙江总督李卫，命令押收吕留良家的一切文书。

李卫其实也曾受吕留良的名声所惑，为他的祠堂赠过匾额。接到命令后，李卫大惊失色，逮捕吕留良的三子，将其他家人监禁在家中，因书籍甚多，一时难以搬运，在书架上悉数贴上封条，制作目录，仅将必需的书籍送至北京。雍正帝对李卫说：

［斯事朕谈笑而处之。无故加之不怒一语，朕生平所长。若谓此等遂致淆乱胸怀，则汝为不知汝君之臣矣。］

这一番话还是无法掩饰雍正帝心中的动摇。对于这起事件，从东北出身的总督鄂尔泰和雍正帝之间的往来文书中可以看到如下语句：

［鄂尔泰：国家一统垂八十余年，圣圣相承，教养备至，而汉人之心思终不能一视，满洲之人物犹未能争光。每一念及，臣窃有余恨。

雍正帝：叹息流涕耳。

鄂尔泰：逆贼曾静者实甚于禽兽之人。禽兽中之恶禽兽。

雍正帝：为朕放心，丝毫不必愤闷。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卿可听之。］

雍正在对曾静进行审讯的过程中，看出他是个愚蠢正直的农民，却意料之外地容易相处。针对曾静直率地列举出责难雍正帝的二十七条，雍正帝逐条解释清楚，证明其都是凭空捏造的，接着再询问曾静对他的解释的意见，曾静最终俯首认罪。雍正帝集中精力反驳的是曾静提出的“清朝因为是异族统治，所以不是正统的君主，汉人没有对其尽忠的义务”这一观点。

自古无无君之民。有君则必须尽忠，此乃自然之理。中国之圣人亦如此教诲。忠义乃为人最基本之道，反之则不为人。如此若论谁是真正的君主，君主乃天命所归。此亦正如中国圣人所教导。是天命所归之君不分汉人还是异民族。不，我朝虽为异民族，却无有如我朝仰承天命得国之正者。试想，中国乃革命之国，王朝屡经更迭，开国皇帝于前王朝而言则为谋反之人。明太祖自元朝看来无非是光棍。我清朝与之不同。兴于满洲，［我朝之于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天命传于我朝。非我亡明，明自取灭亡。明使生灵涂炭，我朝为拯救生民而治中国。纵观历史，得天下之正者无过于此。若因是异民族则不可，经书之中不亦记载舜为东夷之人。汉人因蒙古人是异民族而鄙视之，蒙古人亦蔑称汉人为蛮子，如此相称乃后世至卑至陋之见。忠义乃中国圣人所教万世不变之教训，为超越民族的、有价值之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