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忠义超越民族（第3/4页）

雍正帝以与曾静的问答为核心编纂了一本书，以《大义觉迷录》为名出版。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曾静招架不住雍正帝尖锐的反问，称自己是“弥天重犯”，即犯下弥天大罪的罪人，一味地忏悔。但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他只是被帝王的权力压制，或者是雍正帝对其施加精神上的拷问，强迫他招认。曾静是山野农夫，仅仅以传闻为话柄，对雍正帝进行人身攻击，若是在今天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也会因没有证据而处于明显不利的局面。曾静最终示弱，无条件投降，也只是因此而已。

雍正帝从曾静派弟子劝说谋反的目标——岳钟琪以前所奉上的奏折以及皇帝回复的朱批谕旨中选出数十封，让曾静阅读。这些书信展示皇帝对岳钟琪的信任多么深厚，岳钟琪对皇帝如何忠诚，目的是让曾静领悟到他的劝诱完全是痴心妄想。除此之外，雍正帝还让他读了数百封自己与各省总督等之间的往来文书，目的是让他知道皇帝是何等关心天下政事，何等勤勉。曾静最终完全被感化了：

弥天重犯昔虽冥顽，同于禽兽，今得被化，幸转人胎。天子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若闻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不惟减膳，甚或饮膳不御，殚竭精诚，为民祈祷。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各省督抚奏折件件御览，毫不迟延，直至二三更。因不知晓，身犯寸磔之典，死有余辜。岂料既超禁处厦，还给食赐衣。重义透髓，一字一泣。谨供。[3]

不可思议的是，引发这么大事件的曾静和张熙却免于死刑，得以活命。雍正帝认为：

汪景祺因对圣祖仁皇帝肆行谤议，不能倖逃国法。然曾静之讪谤之语乃谤及朕躬。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鸮鸣而已。伊已悔过感恩，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

朝廷大臣认为此不足以警戒后世而再次上奏请求将其治以重罪，但雍正帝不予理睬，说：

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

然而，雍正帝对吕留良一家的处罚很重。因为这是发生在康熙时期的事情，康熙帝最终对此一无所悉便与世长辞了。目标虽然是先皇，但所犯的罪亦不可饶恕。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子吕毅中被问斩，一家被流放至东北为奴。判决书之后附有但书，特别强调并不禁止出版吕留良的著作，以显示皇帝的胸怀。

该事件自雍正六年开始，至雍正十年年末最终结束，是个历时五年的大疑案。正巧在这期间，蒙古西北部的准噶尔部再次蠢蠢欲动，清朝面临必须再次出兵与其交战的情势。即使岳钟琪在曾静之事中始终表示出谨慎的态度，雍正帝也认为不能仅仅依靠汉人武将，产生了要任用满族人的大将，让他们立下赫赫武功的愿望，定要让汉人们刮目相看。于是，谁是满族人中最合适的将军人选呢？他在寻觅之时将目光停留在了傅尔丹身上。

傅尔丹出身于满洲名门，作为内大臣长期侍奉康熙帝，并且也在沙场历练过。雍正初年他再次担任内大臣，随后又担任相当于日本内务大臣的吏部尚书。传说他赪面美髯、威风凛凛、武艺高强，因此受到雍正帝信任。当然，能被雍正帝选中的，一定是格外严谨、正直的人。雍正七年三月，傅尔丹被任命为大将军，挑选国内精锐两万四千人出征。准噶尔部得到消息，由于尚未做好防御准备而提出议和，因此决战的时间被拖延了一年左右。但是雍正帝从最初就明白准噶尔部并无丝毫讲和之心，雍正九年伊始，傅尔丹出兵蒙古西北，进驻科布多城，等待进入准噶尔部领地的机会。准噶尔部首领策零认为既然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与清朝军队一战，希望挑选一个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地点作为战场。于是他故意派出间谍，让其假扮投降之人来到傅尔丹身边，假称准噶尔部现在正麻痹大意，机不可失，若是发动突袭，必能将其全歼。傅尔丹一听，不顾参谋等人的谏言，急忙命令全军出动。

清军从科布多城向西进发百余公里，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附近遭遇占据要地、严阵以待的准噶尔部大军。既然已经无路可退，清朝军队也下定决心准备开战。然而这正中对手下怀，战况从一开始便对清军不利。前来援助的蒙古兵首先临阵脱逃，清军陷入敌军的四面包围。有名的将军相继倒下，战死沙场。傅尔丹乔装突围，好不容易逃回科布多城，但四散奔逃、最终回来的人总数不到两千。

在出兵之前就有一些人预言傅尔丹将会败北。岳钟琪访问傅尔丹阵营之时，看到墙壁上挂着许多刀枪，感到十分不解，便询问他。

此皆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

这就是答案。

为大将军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

岳钟琪如此自言自语地退下了。大概是岳钟琪与傅尔丹讨论了战术策略但意见不合，看到整排武器后留下如此言论吧，但是预言不幸言中。雍正帝后悔自己看走了眼，虽然傅尔丹在败北的报告中恳请处以重罪，但雍正帝并没有特别责备他。

自古以来，提拔政治家容易，选任大将困难。政治家更换多少次都不甚紧要，而大将一旦任命便不能频繁变动。而且，战争是一战定胜负，失败了便无法挽回。诸葛孔明虽然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是在战争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不甚擅长。雍正帝任用年羹尧和岳钟琪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但他为了凸显傅尔丹，遗憾地断送了这次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民族成见，想要让满洲出身的大将建立战功，这是雍正帝的国粹主义导致的失败。

这次战败很快因蒙古部长英杰策凌亲王的力战而得到补救。策凌据称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娶了康熙帝之女为妻，是雍正帝的妹夫。他是蒙古西部的一部之长，原本与准噶尔部便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关系。傅尔丹刚刚败北之时，准噶尔部乘胜侵入策凌亲王的游牧地，策凌亲王出兵迎击，大败准噶尔部，这是他初次扬名。

紧接着在雍正十年，准噶尔部趁策凌亲王不在时进行偷袭。听说家人将要被当作俘虏带走，策凌急忙发兵追击，在喇嘛庙光显寺与准噶尔部进行决战，大破敌军，寺庙一侧的河水被血染红。策凌因这次战功被赐予超勇亲王称号。

准噶尔部再三被打败，其国力终究也不能与拥有整个中国的丰富资源的清朝相匹敌，于是再次提起议和，雍正帝也考虑到财政的疲敝而同意议和，但双方在国境问题上相持不下。该问题到下一代乾隆帝的时候才得到解决，乾隆帝在中年时出动大军平定准噶尔，收回的土地就是现在的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