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3/10页）

种族和宗教：切萨皮克

要想理解这种以非自由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就需要将它的发展置于17—18世纪弗吉尼亚地区的劳动力、阶级、性别和种族关系的背景中，并且与同一时期其他的美洲殖民计划加以对比。困扰着弗吉尼亚殖民冒险的很多问题，即使不是全部，也都在美洲其他地方有所显现。从佛罗里达殖民地到新法兰西殖民地，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土著人而言，欧洲人的到来都是十足的灾难。即使欧洲人仍然坚持宗教归化的最初方案而不是动用武力征服，他们带来的疾病也足以对新世界的人口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在17世纪法国对北美洲的殖民中，贸易者和耶稣会远征军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些人不仅意在加强法国的政治权力，还希望在新世界的阿尔贡金人和休伦人中扩大基督教的精神影响。但同时，来自新法兰西的报告也指出，随着“基督教信仰已经开始在这些人群中传播，所有致人死亡的事情也都随之在这些地方出现了”[9]。虽然在17世纪，“信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横跨大西洋来到美洲，但很多移民者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传颂教义，而是逃离他们祖国的宗教迫害，在这里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17—18世纪，欧洲人对美洲大陆展开了各自的探索和殖民，这一浪潮很大程度上仅仅是16世纪席卷旧世界的信仰浪潮的一部分。新教改革的长期影响不仅将很多欧洲人带到了美洲，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在这里发现的土著部落。虽然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却既不是预先注定的，鉴于早期的侵袭，这种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实际上也不大。法国和西班牙似乎才是这个新世界中最强大的欧洲势力。尽管西班牙人把法国胡格诺派定居者从后来的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驱逐出去，尽管新法兰西地区的法国传教士在北方面临种种困难，18世纪，西班牙的势力还是在渐渐衰落，而法国的影响力却在逐渐上升。与此同时，法国探险家路易·若利耶（Louis Joliet）和耶稣会传教士雅克·马凯特（Jacques Marquette）在1673年发现密西西比河向南注入墨西哥湾。这一发现引导法国人沿着俄亥俄流域继续探索，发现了今明尼苏达地区，并在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密歇根和路易斯安那建立了殖民地。如今伊利诺伊州和蒙大拿州的乔利埃特地区（Joliet）都以这位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然而，从法国人对于航线的规划中可以看出，比起殖民来说，他们对于贸易的兴趣更大。到了1700年，切萨皮克的白人人口已经增至约9万人，从魁北克到路易斯安那一线的法国殖民者仅有25000人，这一数字大约是当时英国在北美洲所有殖民人口总数的1/10。

当然，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早期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在人口上的优势掩盖了英国殖民地长期以来的不稳定。当时，大多数切萨皮克移民，不论男女，都是签订契约的雇工，不得不通过工作支付移民的成本。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很多人（30%—40%）过早死亡。即使对于熬过最初“适应”时期的人，他们的平均寿命最多也只有35岁。因此，弗吉尼亚的白人中有为数众多的单身男性、寡妇，当然也包括孤儿。英国人在切萨皮克地区建立起的第二个移民地马里兰，类似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虽然马里兰殖民地是殖民者为了逃离英国本土的宗教迫害而建立的，这与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的目的有所不同，但两个殖民地的遭遇却极为相似。

马里兰最初是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一个殖民地（proprietary colony），这种殖民地通常会被授给一个总督或庄园主。而马里兰的贵族领主正是巴尔的摩男爵一世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他向查理一世申请委任状，希望在此地建立以女王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命名的殖民地。1932年卡尔弗特去世，其子巴尔的摩男爵二世塞西莉厄斯·卡尔弗特，亦称塞西尔·卡尔弗特（Cecilius/Cecil），肩负起建立殖民地的重任。由于自己的父亲曾因其天主教信仰而遭受迫害，塞西尔·卡尔弗特不仅希望马里兰可以成为一个天主教徒的避难所，更希望在这片殖民地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可以和平共处。这个愿景自然没能完全实现。马里兰的早期历史证明，不论它的创立者有何抱负，殖民地的生活现实都是一样的：如果想要远离旧世界的宗教迫害与政治阴谋，3000英里的海洋也不够遥远，旧世界的纷争蔓延到这里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虽然卡尔弗特和殖民地的统治者都是天主教徒，签订劳动契约来到这里的移民却和弗吉尼亚地区一样大多是新教徒。随着1641年英国内战的爆发，他们之间对于控制权的争夺也日趋恶化，几乎摧毁了这片殖民地。

对于17世纪40年代逐步升级的暴力，卡尔弗特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因为弗吉尼亚是国教和保皇派的领地，并不容忍其他宗教和议会党人的存在，他便去寻找弗吉尼亚的异教徒，并鼓励他们来马里兰定居。他任命了一位新教徒，也就是弗吉尼亚议会党人威廉·斯通（William Stone）作为总督；另一方面，他强调殖民地保护宗教自由的立场，并通过1649年《宗教法案》（Act Concerning Religion，或《宽容法案》）来确立这一官方立场。这项法案表示“在那些强制限制宗教信仰的国家中，这种做法常常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并宣称所有马里兰居民都“不应因为他（她）的宗教信仰，抑或因为在此省或岛自由选择进行宗教礼拜而遭受任何形式的麻烦、骚扰或羞辱，也不应被强制信仰或礼拜任何未经本人同意的宗教”。以任何“非难性词语”攻击“异教徒、教会分裂主义者、拜教徒、清教徒、独立派、长老会天主教神父、耶稣会会士、耶稣会天主教徒、路德教会成员、加尔文教派成员、再洗礼教徒、布朗派、律法废弃论者、巴罗派、圆颅党或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的人都将面临10先令的罚款、监禁的威胁，并需要公开致歉。在当时，这份名单可谓包含甚广，但它却并没有将犹太信仰涵盖其中，而是规定耶稣作为“上帝之子”的理念，以及三位一体学说都是高于一切的，对此持异见者将被处以死刑。[10]

然而，卡尔弗特反对宗教不宽容的立场很快便遭到攻击。在斯通上任6年之后，清教徒在殖民地的影响力逐渐扩张，他们开始试图废除《宽容法案》，并再次实行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案。这导致了1655年塞文河战争（the Battle of the Severn）的爆发。这场动乱被称为美洲土地上最后一场英国内战。卡尔弗特在这次战争中败北，但两年之内，他又重新夺回了殖民地的控制权。虽然这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冲突，但这场战争和马里兰殖民地本身的经历凸显了殖民地生活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也将给殖民者带来越发深重的担忧：其一，宗教——尤其信仰自由——对于新世界的意义重大；其二，面对英国乃至欧洲政治和宗教的冲突，殖民地是如此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