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4/10页）

欧洲将战火烧到了美洲。至少在美洲脱离大英帝国的统治之前，它所面临的并不是殖民者自己制造的冲突，而是更广阔的欧洲冲突。许多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些冲突而来到美洲，却不得不在新世界里继续面对它们，为生存而挣扎。当然，来到美洲的英国殖民者也完全有能力煽动殖民冲突，但这些冲突和他们的祖国毫无关系，而是与他们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身份息息相关。在他们与土著“他者”的接触过程中，这种身份遭到挑战，并最终得到强化。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切萨皮克的经历。然而，如果不仅想要寻找破坏性的证据，还想在国家层面了解美洲早期历史中种族和宗教问题建设性的融合，那就必须要向北追寻，观察一个非常不同的殖民冒险之旅，一个被宗教信仰所驱使，但后来却演变为种族暴力的殖民地：新英格兰。

出埃及记：圣经之国的起源

没有一个英属美洲殖民地像新英格兰一样背负了如此多的意识形态包袱。在美洲的发展过程中，新英格兰同时还肩负了其他殖民地未曾有过的民族主义重担。1620年，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the Mayflower）虽然只载了100多位移民来到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却缔造了一段神话，而这个延续至今的神话，恰恰就是起源于普利茅斯岩这样一块岩石之上。政治家罗伯特·温思罗普（Robert Winthrop）在1867年写道，五月花号“在每一个新英格兰人的内心中都被奉为神物，一队拓荒的朝圣者乘坐它来到这里，并在美洲的海岸上确立了宗教自由的伟大原则”[11]。和马里兰的建立如出一辙，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建立，如同它的命名所清晰体现的，同样是源于英国本土的宗教分立。至少就宗教而言，在1620—1642年来到新世界的清教徒就是希望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英国。

清教出现在16世纪末期的英国，其信徒认为英国教会中的天主教组织和教皇制度是一种威胁，故而创立清教与之抗衡。清教运动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更像是一面意识形态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之下聚集的信仰者，不论其理念是极端还是温和，都共同坚持这样一种信念：英国教会应该和新教改革倡导的神学教义更加紧密地结盟。在新教改革的领导者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看来，一个人的灵魂注定只有两种结局：得到拯救或永世受难。这些人要想获得救赎，就必须成为上帝的选民（God's elect），也被称为“有形的圣徒”（Visible Saints）。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清教徒相信，就算上帝已经预先指定了一个人的最终命运，也还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愉悦成功的生活，就算这样做未必能获得永恒的祝福，也还是有可能扭转局势获得救赎。

对于一些英国清教徒来说，教会改革看起来确有可能；但是对于那些在1620年到达科德角半岛的清教徒来说，教会的腐败已经蔓延甚广，所以他们不再指望改革教会，而是试图与之一刀两断。那些分离主义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清教徒前辈移民，在1608年便离开了诺丁汉郡的司寇比，来到了荷兰莱顿。十几年后，他们回到英国，只为了从那里向新世界进发。在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他们最终于1620年9月从南安普敦起航，向着目的地弗吉尼亚进发。但是因为遭遇了一场冬季暴风雨，他们到达的地方要向北偏离许多，既不在弗吉尼亚公司的管辖范围之内，也与英国国王颁发的许可状中标注的地点相距甚远。但鉴于弗吉尼亚公司尚且存在，他们的殖民地许可状仍旧有效。这些分离主义者知道他们并没有到达既定的目的地，也不确定自己从法律上讲是否能占有这片土地。于是他们自己拟定了一份契约，即《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图9）。公约中约定了他们的组成。

一个公民政治体，是为了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忠实遵守的公正且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12]

图9 描述签订《五月花号公约》的浅浮雕作品，位于普罗温斯敦布雷德福大街。照片由彼得·惠特洛克拍摄。

《五月花号公约》是第一个试图在美洲建立“公正且平等”的政府的书面文件，新英格兰也因此与构成未来美国的其他殖民地区区别开来。但是，如果说建立一种政府制度的前提是需求的存在，那么实际上，新英格兰和距它向南约五百英里的其他英国殖民地并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讲，虽然远离切萨皮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最初经历几乎就是詹姆斯敦那些殖民地的一个翻版。

殖民者起初遭受到来自土著的暴力威胁，但新英格兰地区的土著因为一场传染病的缘故，没能对这些分离主义者进行持续的进攻。很多研究者认为这场流行病是天花，但也有可能是黑死病的某个变种。这场传染病在1616—1619年使得科德角半岛到曼恩一带多达90%的土著居民丧生。对于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还是有些土著在这场毁灭性的疾病中存活了下来，因为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殖民者仅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适应新英格兰的严酷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弗吉尼亚第一批到达切萨皮克的殖民者没有什么区别。这种状况不可避免，不仅仅因为这些移民都是持分离主义信仰的传教士。事实上，这场由商人资助的殖民之旅和詹姆斯敦的事业一样，都是为了谋取利益。因此乘客中还有一些裁缝、一个丝绸工人、一个印刷工和一个店主。但鉴于17世纪时“农民”这个词就是指地主，以致于甚至是船上被指派去做农民的那些移民也不知道如何耕作。此外，他们也没有掌握任何生存必需的实践技能。正如殖民地的领导者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所说，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朋友欢迎他们，没有酒馆招待和抚慰他们饱经风霜的身体，没有房屋可供他们休憩，甚少城镇可以向他们提供帮助”[13]。除此之外，在17世纪，狩猎和捕鱼都是贵族的特权。因而有一半的普利茅斯殖民者没有等到第一年冬天结束就死去了，活下来的殖民者则被迫求助土著为他们提供食品来维持生存。

处在挣扎边缘的殖民者幸运地遇到了两个会说英语的阿尔贡金土著：一个是帕丢赛特人提斯匡托姆（Patuxet Tisquantum），殖民者习惯称他为斯匡托（Squanto）；另一个是阿贝内基族人萨摩赛特（Abenaki Samoset）。在分离主义者于1620年到达美洲之前，斯匡托曾被英国探险家托马斯·亨特抓捕，带去西班牙和伦敦住了一段时间。此前一年他回到家时，发现在自己离开期间，部落中的其他人都因疾病死去了。之后他见到了这些新殖民者，帮助他们与当地土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这些土著则帮助殖民者播种。他们之间的传奇还不仅于此。次年，土著与殖民者为了感谢上帝的恩赐，共同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天后来成为美国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即感恩节（虽然这个节日一直到美国内战期间，即1863年才确定为全国性节日）。从此后十年的经历来看，这个历经挣扎但终获成功的殖民地也许树立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殖民冒险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