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6/10页）
这些“走入荒野的清教徒使团”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救赎，还希望帮助他们眼中这些无知的群体。虽然让土著皈依基督教并不是殖民地中最初几十年的首要事务，但清教徒也获得了些许成功。1632年的一封书信赞扬了他们“与印第安人慈爱、公平和善意的交易”，印第安人对清教徒产生了“热爱和敬佩”之情，也因而对英国人表现出明显的遵从。[18]然而，这种“明显的遵从”是有限的，并不适用于新英格兰地区所有的土著部落。例如，佩科特部落在1637年攻击了康涅狄格殖民地附近的居民，白人殖民者和他们的纳拉干族同盟也对此展开了全面而残忍的反击。他们攻击了位于米斯蒂克的佩科特村庄，屠杀了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再把幸存者卖到了加勒比海为奴。
从当时一份参与屠杀的清教首领的记录中，可以清醒地洞悉到那时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思维模式。“看到他们在火海中煎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威廉·布雷德福回忆道，“同样恐怖的是，血液汇流成河并且凝固起来，散发出一股恶臭。”尽管如此，布雷德福仍旧认为这场屠杀和之后对于佩科特人的清洗是一种“甜蜜的牺牲”，也是上帝支持清教使命的一个例证。康涅狄格军队的首领约翰·梅森（John Mason）赞美这场屠杀“是上帝的行为，在我们眼中它非同凡响！”除此之外，温斯罗普在之后写给布雷德福的信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期望：这场屠杀再次证实了佩科特人和“其他所有印第安人”一样，都是白人殖民者“共同的敌人”。就连远在500英里之外的切萨皮克的爱德华·沃特豪斯恐怕也会认可这一观点，毫不怀疑地表示同意。[19]然而，这种观点虽然拥护者众多，但也不是没有例外：约翰·埃利奥特就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反对意见，于1650年在内蒂克建立了第一个由土著基督徒组成的“祈祷之镇”。至少对埃利奥特这样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在让阿尔贡金人皈依基督教、理解阿尔贡金社会的过程中虽然有着文化帝国主义色彩，却并没有带着明显的种族敌意。可惜的是，像埃利奥特这样的例外实际上却是从反面证明了土著与英国人之间的关系法则，而这种法则绝不只适用于新英格兰。
事实上，对于新世界土著居民的恐惧与公开的蔑视都是一种黏合剂，将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等殖民地团结在一起，这也成为17—18世纪初期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一个典型特征，然而几乎所有的殖民冒险行动提出的至少部分理由正是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与前述特征存在明显分歧。不过，这种特征放在17世纪大西洋世界的普遍殖民现实背景下并不算特别出格。尽管英国为自己的殖民行为辩护时经常提及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它和西班牙不一样，不会使用残忍的破坏手段，而是要采取温和的建设性殖民策略，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这种特征。清教徒纷纷向美洲迁移，自我标榜要建立一个“山巅之城”，紧接着又诞生了“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一颇具影响的神话延续至今，但事实上，新英格兰殖民地并没有太多例外之处，更谈不上具有任何清晰的美国特征。无论是弗尼吉亚还是马萨诸塞，殖民世界都与英国联系甚密。尤其对于新英格兰而言，它担忧的不是“全世界的目光”，而是抛在身后的那片土地上人们的注视。他们的许多信件都是寄给远在英国的朋友和家人的，他们在信中的描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这场殖民冒险。在伦敦，他们出版了自己在美洲的所有经历，其中既有鼓舞人心的成就，也有悲惨痛苦的遭遇。他们把自己写进了未来美国的历史中，却让佩科特人从历史中消失。
从这个角度讲，至少在清教徒的内心，他们的使命感的确将他们与其他殖民冒险者区分开来：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殖民地，贸易和烟草成为主旋律；在马里兰殖民地，宗教宽容的法律更多是为了建造一个避难所，而不是布道堂；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贵格会和其他脱离英国国教的组织也只是希望找到一个安全之所，来信仰他们的宗教。新英格兰殖民者与他们在精神层面最为接近的邻居——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分离主义者们——也仍然有所区别。在普利茅斯，进发新世界的朝圣者仅仅希望可以逃离旧世界的腐败，而并没想过要为旧世界树立榜样。清教徒不仅希望建造一个“新”英格兰，还相信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会在新英格兰诞生。从他们的角度看，美洲是一片应许之地，他们则是被上帝选中的人，但在这其中恰恰有一个问题：在一个如此沉迷于天启的民族眼中，危险无处不在，撒旦四处潜伏。同样，一个民族若是害怕一位女性布道者，例如不能容忍玛丽·戴尔（Mary Dyer）的贵格会异教信仰，以至于将她处死，那么自然就不会将阿尔贡金人视作平等的同类，更不会觉得他们对阿尔贡金人的残忍有任何问题。新英格兰殖民者正是这样。新英格兰社会为他们的担忧提供了绰绰有余的理由。对于清教徒来说，土著仅仅是他们肩负的另一个俗世考验。
这一切并不全是温斯罗普计划的那个样子。他曾这样设想：即使这片土地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也一定是一片有用的闲田。正如温斯罗普所说：“上帝已经用一场伟大的瘟疫毁灭了土著人，于是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没有居民。”他称之为“无主土地”。[20]即使上帝没有消灭所有的土著人，这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真正的挑战来自这片土地本身，来自这个新世界的环境本身。清教徒如此自信地想要在这里确立他们的权力，而这片土地却看起来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清教徒想在这片土地上寻找自我，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所造就的身份都遭受到撼动，也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殖民地的领导者担心这种挑战将会侵蚀“山巅之城”的根基。圣经之国的实验进行了20年之后，教会成员的数量停滞不前。当然，正式成员仅被限定在那些进行了公开皈依仪式的“有形的圣徒”中，但公开皈依的人却越来越少。到了17世纪中叶，马萨诸塞殖民地教会已经在“可见圣徒”的标准方面做出了妥协，允许上帝选民的后代接受洗礼，但这种不稳定的妥协立场让很多人感到不满。于是，1662年，教会创立了“半路圣约”（Half-Way Covenant）制度，允许第一代殖民者的孙辈保留教会资格。而这个决定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后果。
半路圣约的出现不仅回应了殖民地信仰的动摇、出席教会活动人数的下滑，同时也回应了清教徒从英国带来的传统的社会和家庭网络所造成的缓慢的侵蚀。在新英格兰出生的一代人，长大之后出于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考虑，想要获得自己的土地，这样一来，在血缘和精神层面亲密的社会结构自然会因此消解。虽然殖民地最初做出了一些管理土地的尝试，希望可以避免人口过于分散，同时也更好地防御阿尔贡金人的进攻，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彻底解决人口增长导致的需求增长。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口增长丝毫没有受到切萨皮克那种大规模流行病的威胁。最初，殖民城镇的规模一般在50—100平方英里，最中间是一个教堂，四周环绕着公地，用于放牧和种植庄稼（概括说来，就是圈地运动之前英国城镇模式的一种变体）。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公地已经变成了规模在100—200英亩的属于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当然，伴随私人财产而来的是一种更加个人主义的观点，这也是早期清教徒最为担心的事情。人口分散和个人主义的勃兴，以及伴随个人主义而来的更为世俗的观点，都会使人们不可避免地放弃了清教徒“来到这片荒野”时所秉持的最初信念。荒野已被驯服，信念也便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