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帝国的西征从联盟到国家（第4/10页）

科布对奴隶的军事能力一直冷嘲热讽，但并不仅仅是他或者邦联持这样的态度。在战争初期，联邦同样也拒绝过武装非洲裔美国人的想法，不过他们没法为这个政策正名，因而这个政策也就无法维持太久。事实上，自1862年开始，一些联邦的黑人军团就已经存在于官方体系之外。同年，林肯宣布打算解放那些脱离联邦的州里的奴隶，这也为联邦军队在内战中正式接纳美国黑人铺好了道路。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奴隶宣言》的颁布，美国迎来了种族关系问题的拐点。林肯宣称“给奴隶以自由”，是为了“保证自由人的自由”。林肯这些话背后的家长主义暗示经常会让现代人感到畏惧。但是想要将这场在许多北方人看来就是为了拯救联邦而打的战争逐渐转变成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又谈何容易。

地图5 内战地图

林肯相当清楚，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发表《解放奴隶宣言》的决定。一些人的确可以理解事态紧急，但他们是从军事需要而不是道德的考虑去理解林肯解放奴隶的决定。波士顿商人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则完全明白，采纳苏厄德提出的“更高的法律”是要承受风险的。这不仅可能会疏远那些合法蓄奴的边境诸州，还会疏远联邦中的保守派，尤其是林肯的民主党反对者们所提出的“宪法顾虑”。“我买来吃的面包，是用那些辛苦工作的农民种植的面粉制造的，”福布斯辩称，“当然可以说我这么做是在帮助这些农民……但我的动机是自我保护，而不是慈善。就让总统先生基于同样的原则来解放奴隶吧。”福布斯建议道：“并且这样来解释，我们的人民也可以轻易理解。”[12]

林肯的确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民因此就可以完全理解。很多人认为，林肯做得还不够彻底，因为在那些忠于蓄奴的边境诸州——肯塔基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密苏里州和1863年形成的西弗吉尼亚州，奴隶制仍旧没有被撼动。另一些人则认为林肯做得太过分了，因为他挑战了仍旧被宪法所保护的蓄奴权。邦联也许一直都在努力脱离联邦，但这场战争的全部意义在于联邦否认邦联这样做的权力，实际上，也否认它已经从联邦脱离。如果正如林肯自己所相信的那样，这场战争只是发生在南方的叛乱，而不是整个南方的叛乱，那么宪法就仍旧适用；如果它仍旧适用，那么奴隶制就是安全的。

当然，奴隶制并不安全，林肯也意识到了在奴隶制问题上，严格的宪法界线并不能维持太久。林肯能够领悟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出于他本人的道德观，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奴隶们的直接行动。当联邦军队向那些脱离联邦的州挺进时，奴隶们纷纷涌入他们的队伍中寻求保护和自由。那个时代对于种族的态度意味着这些奴隶并不是总能得偿所愿，但他们仍然都在期待联邦军队最终解放邦联的奴隶劳动力。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开始脱离南方奴隶体系，联邦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而邦联对此则无能为力。

很多南方白人失望地看到，令人欣慰的忠诚奴隶的神话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他们的财物——他们的人力“财产”奴隶在离开时还拿走了很多银器。到战争结束时，一些南方人，比如佐治亚州的伊娃·琼斯，仍旧竭力想彻底弄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当一个从前的奴隶偷走她的钱时，她感到十分震惊。让她不能接受的是，这些“肮脏的钱财”被用于购置被释女奴婚礼上的所用的“奢侈品和漂亮的服饰”，要知道奴隶制下的法律是禁止奴隶举行结婚仪式的。和很多其他南方白人一样，伊娃显然并不理解奴隶制的废除不仅意味着失去一部分财产，它还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13]

进发里士满、穿越落基山脉

虽然1861—1865年，联邦的命运尚在风雨飘摇之中，但在那些年里，内战之火主要燃烧在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美国很大一部分土地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战争的侵袭。林肯劝告他的国民，要实现美国的昭昭天命，不仅需要保持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同时还需要基于种族平等的道德完备。而此时，这个国家的很多公民也正在战场之外实现着他们自己的昭彰天命。当联邦鼓励士兵们“进发里士满”，也就是邦联的首都，并用武力统一美国时，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人们也在付出同样的努力，用铁路将美国连接在一起。这个时代的美国，说得直白一些，是用血液和钢铁建造起来的。

实际上，正是内战的爆发促进了这场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19世纪的“市场革命”（market revolution）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美国从一个本质上地方性的、农村的、主要由农业支撑的社会转型为一个集中的、城市的、主要由工业支撑的社会。这一市场革命同样导致了国家发展焦点的转移，美国不再仅仅关注东部海港及海外地区，而是聚焦于美国西部边疆所提供的机遇，当然，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区。传播这一领域一直以来都为美国人所看重，它的发展也体现并且助长了这种转型：首先，通过邮局及其递送的报纸，传播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之后，正如电报的发明者所期望的那样，电报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再之后，则是通过运送邮件和乘客的交通枢纽来实现。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工业杂志。这既体现了新兴工业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也表明正在有一场传播革命将商业发展的信息传达给受众。这些杂志包括1857年在圣路易斯创办的《钢铁时代》、1863年改名为《钢铁》的《芝加哥商业杂志》、1855年创刊于纽约的《五金工人和美国制造商通告》（1863年改名为《铁时代》）。仅从这些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一个钢铁和工业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这一新时代与内战不期而遇，同时又在一些方面被内战所诠释。正如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说的，如果报纸（同时也包括这些商业杂志）代表着一个国家与自我的对话，那么铁路则带动了这些对话。报纸和铁路都削弱了地域的阻隔、强化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民族性的普遍意识。这种意识的凝聚既要依靠钢铁，也要依靠情感和意识形态。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美国铁路的发展开始于1827年，当时巴尔的摩的居民希望能够和纽约的经济霸权一较高低，同时也希望拥有另一种通向伊利运河的运输工具，于是便开始修建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巴尔的摩为此竭其所能召集社会各界名流参与开工仪式。当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最后一位在世签署者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亲自为这项工程破土动工。在那之后，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进度可谓缓慢而稳健。到了1853年，铁路已经向西修建了612公里，到达了弗吉尼亚州（之后的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河之滨的惠灵。不过，其他州在那时也纷纷开始修建铁路。1835年，根据巴尔的摩一份名为《奈尔斯每周纪事》的综合性商业杂志的报道，民众对铁路运输业带来的机遇满怀热情。铁路一旦建设完毕，乘客“天亮出发，天黑之前就可以”从坎伯兰到达俄亥俄河，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州也只需要24个小时。[14]毫无疑问，如此迅捷的交通会造就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那期《奈尔斯每周纪事》在报道巴尔的摩新兴的铁路事业时，同时还表达了对于西部扩张的兴趣，并描绘了那些乘坐轮船去往西部的乘客们到达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时的场面，“一副活跃的生活景象，无疑充满了生命力”。在这些到达者中，“有一些家庭带来了自己的马车、马匹、家具、黑奴等，无疑是准备去往内地，”报道里这样写道，“也有很多人换乘另一艘轮船，迎着日落的方向，向密西西比河上游驶去。”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出现了很多私人铁路公司，其中有些也会和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展开竞争。去往西部的美国人也不再选择轮船，而是越来越多地选择铁路。实际上，铁路成为美国的野心和扩张、平等和机遇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