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冲突与服从（第6/11页）

当英国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建议美国“承担起白人的重担/童真的年代已经远去”，并提醒它“来吧，寻找你的男人气概/度过那些忘恩的岁月/忍耐严寒，获得代价高昂的智慧/你终将得到同辈们的公允评判”时，他非常明白他的读者来自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基普林的视角也许受到了英国的帝国边境的影响，但是这首诗的副标题“美国和菲律宾群岛”已经清楚表明，他明白这些诗句在美国——这样一个即使深陷种族问题无法自拔，却还在试图开拓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并为了达到这个永远难以捉摸的目的，将它仍旧支离破碎的武装力量派到海外的国家——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共鸣。其他一些人对于美国是否能够建立帝国，或者可以产生任何影响持嘲讽态度。其中，基普林的同胞、政治家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ère）写了一首讽刺基普林的诗歌，名为《棕种人的重担》，其中最后一段如此写道：“堆积起棕种人的负担/通过这个世界宣称/你们是自由的代理人/再没有合算的把戏！/并且，你们口中自己的历史/它是否应该被丢弃？/反驳那种独立/只对白人有利。”[16]

图46 《开始上课》（路易斯·达尔林普尔，1899年）。这幅漫画刊登在1899年1月25日的《顽童》杂志上，它表达了一些围绕美国新的帝国征程的担忧，以及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精神教育非白人的前景。在这幅漫画中，教师长着一副“山姆大叔”的模样，前排的四个小孩代表了菲律宾、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古巴。后排的学生更加刻苦勤奋，他们手里拿着印有各州州名的书本。坐在门边的是一位美国土著，他把书本拿反了。另一位中国小孩在门口徘徊。在山姆大叔后面，一位非裔美国人擦着窗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2-1025）。

罗斯福对于拉布谢尔的批评作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就基普林而言，他认为《白人的重担》并不算一首好诗，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当然试图在国内外寻求新的机遇。例如，1903年，美国得到了期许已久的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建设工程在次年开始动工），这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战略和贸易机会。为获得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美国和哥伦比亚展开了数轮谈判，其间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冲突——派出纳什维尔号军舰支持巴拿马的独立事业。这一系列行为将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争论带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炮舰外交。乍一看，这与传教外交截然不同。在这件事情上，就像殖民时代以来一直的那样，也像罗斯福本人那样，武力和道德相互加强，获得了强大的效果。

作为三位进步主义总统中的头一位（另两位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为美国设计的发展方案既是创新的，也是保守的。那些他所热衷的计划，不管是巴拿马运河、环保节能问题还是美国的国际影响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美国主义”这一理念。在罗斯福于1894年谈到“真正的美国主义”这一观点之后，“美国主义”成为又一个经常和罗斯福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多政客和发言人都会反复回归的主题。在20世纪之初，如同罗斯福所做的一样，“真正的美国主义”这句口号最常在移民的背景下被提出，尤其是针对美国这样一个深陷矛盾之中的国家。美国的矛盾体现在它既疲于应对经济、种族和政治的平等之梦，又要面对大面积的工业落后和城市贫困的严酷现实；既要履行全球责任，又要解决国内动荡。这意味着美国不仅需要在移民中培养一种切实的爱国主义精神，更要首先确定这种爱国主义的含义。

对于罗斯福来说，美国主义既是一个公共性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对立的命题。它混合了多条线索。“新近移民的美国化”，以及确保“所有学校中教授的是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只是其中一条。究其本质，美国主义的含义正如罗斯福呼应林肯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有关精神、信仰和目的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教义和出生地的问题。”他并没有什么时间来应对那些坚持自己欧洲身份的人，那些人“愚蠢得难以置信，简直不值一提，竟然回过身去膜拜那些我们祖先早已放弃的异端神灵”。在罗斯福看来，模仿并不是最真诚的奉承，而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当美国“极力用传统欧洲的形式来塑造自己时，”他说道，“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与一个“过度文明、过度敏感、过度精致”的欧洲文化不同，美国主义强调“刚毅的性格和男子汉气概”。罗斯福对此十分青睐，并付出极大的努力试图去体现这种气质。总而言之，美国主义意味着“向所有逐渐崛起的邪恶发起残酷的战争”。[17]

如同罗斯福和其他一些人所表达的那样，进步主义在前景上是绝对乐观的，但其前提——首先要存在诸多需要与之战斗的邪恶——本质上则是悲观的。它大概分为两个主要阵营：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聚焦于提升美国最贫困阶级的生活，将主要矛头对准所谓的城市环境中的邪恶：住房和健康的不平等、童工法律、有组织的和其他形式的犯罪、卖淫和戒酒，这些仅仅是其中一些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的问题。保守主义则采取了一个更为宽泛的策略，在过剩的工业时代和有机社会的必要性之间、在消费者和资本家之间、在国家和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寻求平衡。它更多聚焦于联邦层面，通过“反托拉斯”来扩张中央政府在铁路定价和税收等方面以及推动八小时工作制等立法方面的权力。其成就包括建立了劳工部和联邦儿童局，并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雇员和消费者的法律。不过，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改革运动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信仰和恐惧在他们的工作中都是相伴而行的。

尽管进步主义思想的基石新教福音派传统具有和这个国家同样悠久的历史，但它还是经常被恐惧操纵。美国的改革者和政治家认为到处都是邪恶力量，掏粪记者（muckraking journalists）和黄色报刊（yellow press）则让美国公众时刻感受到危险的存在。那种危险潜伏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威胁之中，栖居在城市的贫民窟和酒吧中、在移民和工业化中、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失衡中、在犯罪和对犯罪的刑罚中，也在那些让共和国的理想枯萎的阶级差异、种族差异、健康差异和性别差异中。社会剥削已经足够糟糕，但它带给“真正的美国主义”的挑战仍然需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