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冲突与服从（第5/11页）

前联邦士兵，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1895年向新一代年轻人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他所谓的“士兵的信仰”。霍姆斯指出，到了19世纪末，战争已然“过时”，如今“世界渴望的”是“商业利益”。不过，霍姆斯本人对于一个也许让“慈善家、劳工改革家和时尚人士”感到“生活舒适，不经历任何麻烦和危险就可以出人头地”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于国家的爱”基本就可以等同于“一个老妇人的故事”。霍姆斯带着极大的轻蔑批评现代人“对于各种痛苦的逃避”，还严肃地建议他的听众们“不要为舒适的生活祈祷，而要为战斗祈祷；在对于公民生活的怀疑之上要保持士兵的信仰”[10]。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就这一点来看，霍姆斯的这种祈祷已经得到了回应。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很多他的听众和这些听众的国家，都将有理由思考士兵的信仰的完整意义，以及美国进入到20世纪之后所要面临的商业与战争之间的崎岖之路。

新国家主义

“对英雄主义的信仰诞生于英雄主义之中。”霍姆斯曾如此宣称。这些话对于一个人来讲尤其能产生共鸣——西奥多·罗斯福。当麦金利被暗杀时，总统的权力突然降临到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头上。不过罗斯福从不缺乏权威，他整个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1901年，42岁的罗斯福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已经奠定了自己实干家的名望。这一名望主要来自于1898年，罗斯福率领军队攻占了古巴圣地亚哥附近的圣胡安山。不过，罗斯福和他的“莽骑兵”，也就是他召集的志愿骑兵队，并不是唯一在这场战役中扬名的部队。非裔美国人军队在美军的那场胜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在欧洲战场总指挥的约翰·潘兴（John J. Pershing）中尉强调了这一事实：“白人部队和黑人部队，正规军和莽骑兵，他们代表了南方和北方的年轻人并肩作战，”潘兴赞叹道，“毫不在意种族或肤色，也不在意指挥官是否是前南方联盟的军官，他们只关注作为美国人的共同职责。”[11]

潘兴对于他指挥的军队可以摒弃种族差异感到十分自豪，但这并不意味他可以一直维持这种局面。罗斯福同样也不能。两者都在与包容性的公民国家主义中产生的种族分裂苦苦斗争。在理论上，他们都渴望这种公民国家主义，但在实践上又经常否定它。从圣胡安山山顶传来的故事主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新的、具有种族包容性的国家，而是个人英雄主义，并且这里所谓的英雄就是罗斯福。实际上，在罗斯福的形象塑造中，融合了美国国家主义中大量相互矛盾的方面与一些杜撰的神话。罗斯福看起来就是美国梦的代言人；他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出身富裕，但却是在疆场上铸就个人命运的典范。

罗斯福在一些著作中回忆了自己在当时的达科他领地中的放牧经历。其中一本是出版于1888年的《牧场生活与狩猎之路》（Ranch Life and the Hunting Trail）。这本书的插图作者是罗斯福的朋友、西部狂热者、著名艺术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在这本书中，罗斯福通过精心选择的引语使这部作品充满了情感穿透力：其中一些句子引自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歌《索尔》，这首诗将“男人至高的精神”描绘为“没有精神感到被浪费/没有一块肌肉在奋斗中停歇下来，也没有一根肌腱松垮无力”[12]。这些诗句不仅体现了罗斯福个人的生活哲学，也体现了他对于西部机遇的态度，还体现了1901年他成为总统之后，对于这个国家的核心愿景。

罗斯福还推崇他所谓的“奋斗不息的人生”。1899年，他以此为题在芝加哥发表了一次演说，自此之后，这一口号永远和他联系在了一起。他的观点和霍姆斯颇为相似，都认为美国人应该高举的“并不是贪图安逸的人生哲学，而是奋斗不息的道理，也就是过一种辛勤努力、忙碌奋斗的生活……”他强调道：“懒惰安逸的生活对国家与个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罗斯福看来，一个“健康的国家”中需要其公民过一种“洁净、充满活力且健康的生活”，并教育他们的子女“不要逃避困难，而要战胜困难；不要寻求安逸，而是知道如何在艰险与跋涉中寻求胜利”[13]。实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个人都曾表达过这种本质上属于中产阶级式的好战品德，但却很少会像20世纪初的美国那样表达得如此彻底。通过推广这种“奋斗不息的生活”，罗斯福表达并强调了一种业已在美国文化、社会乃至政治中确立下来的改革愿望。

考虑到罗斯福本人的职业历程从海军开始（他的第一本书写的就是1812年战争），在罗斯福的演讲中听到马汉对于美国海军和国家权力的观点，或者在罗斯福的哲学中发现斯特朗所提倡的盎格鲁—撒克逊典范，也就都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当罗斯福在1900年介绍两人相识的时候，他促使两人达成了共识。斯特朗于1900年出版著作《扩张：在新世界的条件下》（Expansion: Under New World Conditions），充分感谢了马汉对这本书所做的贡献。但他为美国国内议题和新的全球性问题提出的应对方案却并非仅仅受到马汉的影响；而是也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并且很多人都有理由相信，这将是一个属于美国的时代。

《扩张》一书希望可以将处于世纪之交的美国唤醒。这本书认为美西战争已经赋予美国“一种新的秉性、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一种新的对命运的理解”，并以此将各代人和不同的议题彼此相连。对于很多参与过美国内战的人，以及那些像罗斯福一样虽然没有赶上那场战争，但也试图证明自己丝毫不缺乏尚武精神的人，这种观点都是很有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对于社会改革者和士兵等人来说也颇具吸引力，因为它假定这对于美国是一场本质上“没有尽头的战争”。双方不仅都会认同作者所说的“一个国家只有在上帝伟大的战争砧石上经受千锤百炼，方可更加强大兴盛”[14]，也都可以将这一主张融入他们自己的参照系中。同时，从斯特朗对于新世界形势的论述中，他们都可以觉察到自己有机会为这个国家而战，保护它免受国内外的威胁——这里的“战争”既指实际的战争，也是一种修辞。

事实证明，对于潜在的国外敌对势力，诸如斯特朗这样的美国改革家考虑得十分周全。到了世纪之交，他们担忧的不只是人，还有细菌。正如斯特朗于1900年所说的，外来传染病的危险是实际存在的。对于疾病的恐惧，如同对于移民将减损民主价值的恐惧一样，是主导20世纪初美国国内外防御心态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斯特朗认为这种威胁来自于“不卫生的……蛮族和部分开化的种族”，这群人中充满了疾病和无知，所以“文明国家为了自己、也为了世界，必须要对这些人加以控制”（图46）。斯特朗的主张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传教外交”（missionary diplomacy）[15]。不过，美国并不是那个时期唯一实行这种外交政策的国家，也不是唯一认为自己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但相比其他国家来说，它也许没有那么快地顺着这种观点得出符合逻辑的论断。美国需要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很快就会到来。